左秉隆领事与新华社会

一   

光绪七年八月初三,公元1881年9月25日(星期日),新加坡华族历史又翻过了新页。

这一天,第一任中国领事官左秉隆由北京直接抵达了新加坡。左秉隆此行,具有重大意义,这标志着:

  • (一)中国在十九世纪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外交政策的革命,第一次派遣一位具有外交专门学识的专员到新加坡作为海峡殖民地政府,尤其是华民护卫司(British Chinese Protectorate)的对手;
  • (二)华族社会在左秉隆的倡导下,掀起了启蒙运动的热潮。这一个时代的成就,奠定了华族社会的基础。

左秉隆任新加坡领事,前后两次。第一次自1881年至1891年,连任十年之久,始调任香港。第二次在1907年,他再度来新任总领事官兼辖海门(即海峡殖民地)等处,到1910年(宣统二年)9月辞官退隐,但仍留寓新加坡。

民国五年(1916年)迁居香港,是年9月回广州,民国十三年(1924年)卒于广州,终年75岁,葬广州北郊狮带岗之原。本文着重分析前期左秉隆领新时的华族社会。

十九世纪中叶,华族人口在新加坡有着长足的进展。据估计,在1860年时,新加坡的华族在总人口81,734人中占了50,043人,几乎占全人口的61%。

华族在社会举足轻重的地位,必然受到有关当局的特别注意。1877年(光绪三年)中国设立驻新领事,同年英国海峡殖民地政府亦设置华民护卫司。两者都以治理华人事务为首要任务,正意味着中英两国都企图争取本地区的华族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

海峡殖民地政府因深恐中国在新加坡华族社会扩张其影响力,曾多方拦阻中国在这里设置一个永久性的领事馆,并坚持中国领事馆的设置,必须符合下列两个条件:

  • (一),领事的设置必须是一种临时性的安排;
  • (二),第一任领事人选必须是“一位具有高尚品格与良好社会地位的新加坡华族居民,而不是一位来自中国(北京)的华人(官员)1。由此可见海峡殖民地政府是极不愿意看到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国官员来分享其控制新加坡华人的特权。

中国政府为使设领计划顺利进行,只得迁就英人之意,物色当地侨长兼摄领事。胡亚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外交措施下,被委派为中国驻新加坡首任领事。

在这段时期里,中国驻新领事馆的地位还不是永久性的。可是,当1880年(光绪六年)胡亚基病故出缺的时候,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即刻与英廷交涉,不再迁就选用侨长充任领事的主张,而改由中国直接派遣官员就任,领事馆地位的永久性才被确定下来。

左秉隆即是第一位由中国直接派驻新加坡的领事官。

左秉隆(1850-1924),字子兴,别署炎州冷宦,乃驻防广州正黄旗汉军忠山佐领下人,1875年(光绪元年)考中举人,并在同文馆肄业(同文馆附设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晚清作育翻译人材之所),英文程度极佳。

他在担任新加坡领事官一职之前,有一个时期随曾纪泽出使英国,在伦敦使馆中任英文三等翻译官,头衔是五品衔都察院学习都事,曾纪泽十分赏识他。当新加坡领事职位空悬时,曾纪泽即保荐他前来接任。

于其行也,纪泽以诗送之,有“花萼初春日未中,左郎夭矫气成虹”之句,可见他才具非凡。他在驻新加坡的悠长任期内,对当地华族社会,有极大的贡献。

左秉隆领事与新华社会

左秉隆领事是由北京直接派驻新加坡的第一任专业外交官

当左秉隆领凭上任时,正面临着许多严重复什的问题,其中最感棘手的,便是如何妥善地处理及避免与华民护卫司的冲突。

因为中国领事与华民护卫司两者既都以新加坡华族为服务对象,在职权上未免有牴牾之处。在华民护卫司看来,中国驻新领事的许多例常公事和措施,都是在行使治外法权,这是他们所不可容忍的。就是这个因素,使得两者间的关系,处于剑拔弩张的紧张状况。

李钟珏的《新加坡风土记》对于两者职权上的冲突,有如此记载:

护卫司专管华人一切事,名为护卫华人,实则事事与华人为难。华人生聚既繁,事端日出,亦有领事可办之件,皆为护卫司侵夺,动多掣肘。

李钟珏与左秉隆有通谱之雅,曾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访问新加坡。他是中国驻新领事与华民护卫司不和的见证人,对于其友人的处境非常同情,他的记述,我们是没有理由不相信的。

其实,驻新领事与华民护卫司两者在职权上的冲突,只是表面现象。两者对于海外华人领导权的争夺,才是实际的内函。

在这场不平凡的政治角力中,如果处置的不当,将可能导致中英两国关系的僵化。然而左秉隆不愧为一位杰出的外交人才,他“熟悉英国情形,通晓西洋律例”(引曾纪泽语),办理事件恰如分量,不亢不卑。当他行使职权时,也是步步为营,尽量遵照其他国家驻新加坡领事所奉行的惯例,避免引起冲突。

因而在他任期内,中国领事与华民护卫司之间尚能维持良好关系,不若黄遵宪继任后关系的恶化。本来,按照总理衙门出使章程,凡出使各国大臣,自到某国之日起,以三年为期,年满奏奖,如有堪留用者,由接办大臣酌留。

左秉隆三年任满后,曾纪泽复疏留之:

查英属新加坡一岛,地当南洋要冲,东接香港西贡,西连印度锡兰。声息相通,各国商舶兵船往来会集。英人既竭力经营,华民之经商寄寓者,亦日臻繁盛。该处领事有联络邦交,保护民商之责。非谙练洋务,深悉地方情形之员,不足以资镇抚…此次左秉隆三年期满,例应由臣拣员补充。臣冉四思维,求如左秉隆之熟悉该洲情形,能自树立者,一时实难其选。该员原系随臣出洋充当英文翻译,能通英国语言文字,律例规条。又系驻防广东汉军,于新洲流寓闽粤人氏言语性情易于通晓。以之留任领事,实属人地相宜。

当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国驻英法义比四国公使薛福成赴欧上任时,途经新加坡,左秉隆仍在任。后来薛福成著《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一书,在书中薛福成记载云:“左君在此为领事九年,精明练熟,谙洋语,与英官皆浃洽,办事颇称稳健,盖领事中之出色者”。

左秉隆自1881年(光绪七年)莅任,至是已连续三任矣。可见他之为当局所倚重。

十九世纪中国驻新领事与华民护卫司两者就华族事务方面的争夺,在左秉隆任期内,是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展开。

左领事深切地意识到教育与思想灌输的重要性,于是在他莅任的翌年(1882年),即设会贤社,作为一个成人教育机构,每月出课题一次,亲自评改课艺,且将自己的薪俸捐作奖学金,以勗士子。此外,他更竭力展开兴学运动,在他任期内,前后兴办起来的义塾计有:

  • (一)陈姓族人所办的毓兰书室;
  • (二)广肇商人所办的进修义学(亦称广肇义学);
  • (三)小坡华人公立的乐英书室;
  • (四)颜永成独资创办的培兰书室;
  • (五)章苑生独资创办的养正书室等;加以家塾讲帐之设,一时学校林立,絃诵之声,相闻于道。

正如《叻报》所报导:“叻中书塾,除自请儒师以及自设讲帐者外,其余义塾,多至不可胜言。”2   作为中国驻新领事,左秉隆的职责是要照顾整体华族社会的利益。对于那些受英文教育的侨生,左秉隆也必须尽力争取。

他之倡设“英语雄辩会”(Celestial Reasoning Association)即是这个原因。雄辩会让受英文教育的侨生,每两周在领事馆集会一次,由他亲任主席,提出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公开讨论,从而引导侨生注意中国时事。3

上述工作,主要是针对华族社会中的有识之士,进行意识形态的争取。至于广大下层阶级的劳工群众,由于他们智识水平低落,政治觉醒不高,只有从关注他们的切身福利问题着手,才是对策。

在这方面,左秉隆确实做到了爱护与督导的责任,使得那些流寓他乡的迷途羔羊,获得祖国的温暖。左秉隆关注劳苦小民的福利,反映在取缔猪仔(即契约劳工)的贩卖,倡办同济医院赠医施药(1884年),设立保良局(1885年)以庇妇孺,及破获海盗等惠政上。4

左秉隆在新华社会的举动,使得海峡殖民地政府擎惶不安。他们所担心的,是华族社会在左秉隆的诱导下,培养出亲中国的爱国精神。为了不让中国领事彻底地控制华族社会,殖民地政府苦思对策,最后终于决定分化华族社会。

1887年,英国政府设立女皇奖学金(Queen’s Scholarships),便是这种分化政策的具体反应。女皇奖学金每年选派华族社会中的优秀份子,前往英国深造,为华族社会制造领袖,灌输亲英思想。殖民政府的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是成功了。

因为在廿世纪初期,这批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精英份子如林文庆、宋旺相、伍连德等,不仅成了当年侨生社会备受敬仰的风云人物,同时也是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如禁烟、剪辫、筹组义勇军等)的中坚倡导者。他们在1900年组成海峡英籍侨生公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藉以团结受英文教育的海峡侨生。

这样一来,新一辈的精英份子,使得新加坡华族社会开始分化。

左秉隆于1891年离职前往香港任领事。新加坡华人因感谢他十年来卵翼的劳绩,特趁此机会,送他“万民伞”,为他上“德政碑”。他为避免劳扰大家,故于深夜三时上船,但赶至船中叙别的人仍然很多,车水马龙,络绎于道,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盛举5。由此可见侨民对左秉隆的尊崇和爱戴了。

左秉隆在任十年(1881-1891),正是中国史上鸦片战争门户开放以后,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迷漫于整个中国社会。此时洋务人才,像左领事的周旋于中外之间,和睦远人,殊为难得。他不但和英官浃洽,更能使侨民悦服。

在他领新期间,一个亲中国的华族社会,显然已经形成。这具体反映在北洋水师两度访新(一次在1890年,另一次在1894年)受到华族社会的热烈欢迎6;华族领袖踊跃向满清朝廷买官鬻爵以提高社会地位7,以及本地华文报章大事报导中国政治动向等事件上。

因此,有些学者把1877年中国的设置领事馆喻为海外华人的“再华化”(re-sinolisation),这是一点也不错的。这个亲华社会的形成,使得继任的黄遵宪总领事,处在一种更复杂的环境下。华民护卫司对中国领事的疑心更重,两者的冲突比前更尖锐化。

另一方面,这股亲华的热潮,与当年另一股亲英的热潮,形成了两股外向的政治支流,加强了华族社会分裂的鸿沟。直到1941年日本南侵后,这两股外向的政治支流,才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汇合成一股反侵略的历史主流!

摘自柯木林、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4月第一版),页115-123。本文经作者修饰增补

转载自柯木林先生新浪微博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e4db230100cbsb.html

附注:

注释

1 林孝胜,“清朝驻星领事与海峡殖民地政府间的纠纷,(1877-1894)”,《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页11-29。

2 《叻报》,13-3-1890。

3 梁元生,“会贤社:百年前新华社会一个士人集团”,《联合早报》, 17-1-1988。

4 陈育崧,“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原文刊载于《勤勉堂诗钞》(新加坡:南洋历史研究会,1959),页1-9。

5 《叻报》,11-7-1891。

6 陈育崧,“甲午前夕北洋水师访问新加坡记”,《天马杂志》,期2(1966年8月),页8-10。

7 颜清湟著、张清江译,“清朝鬻官制度与星马华族领导层(1877-1912)”,《新加坡华族史论集》,页4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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