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樂然
滿清以及其先祖女真在不少漢人論述中一直被以為是「夷」，在民國高舉五族共和的觀念之下，中華民族才形成，但在此前華夷對立的論述不難發現，這一點也可在朝鮮半島數世紀的文獻之中可見。筆者過去的研究都在這樣的華夷觀之下，從事中國與朝鮮在清代的文化互動，在過去研究清史的學者不多關注的事情，但是作為側面的考察，似乎有助我們以新的視野了解清史的發展脈絡，找到更多關於清史的樂趣。
1636年，皇太極為避開正面與袁崇煥對碰，故轉移先親征朝鮮半島，並將當時的朝鮮國王仁祖包圍，使仁祖當時被迫出城投降，並簽下城下之盟，正式放棄數百載對明的朝貢責任，並隨即要向清朝訂下各種朝貢約定，包括貢品數量、王子到瀋陽（後到北京）作人質等要求，以換取當時的後金軍隊退出朝鮮半島。
今天，只要到首爾旅行，仍可看到被韓國人視為國恥的「三田渡碑」，該碑正式名字「大清皇帝功德碑」，可想而知韓國人是如何看待此事。
回到17世紀的環境，在現實政治的壓力之下，朝鮮朝廷要接受苛刻的條件，但是士大夫卻蔑視這個東北興起的滿族政權，認為並非中華文化的繼承，因此朝鮮士大夫有的為明朝滅亡而殉國，有的終身不仕，有的繼續在書寫之中沿用崇禎年號等，都反映了朝鮮士大夫的一些選擇。
他們同時也認為滿人象徵的是「胡」、「夷」。1765年一位著名的朝鮮文人洪大容有機會出發北京時，被其友人問到：「匪有王事而蒙犯風沙萬里之苦，以蹈腥穢之讐域者，豈非以目之局而思欲豁而大之耶？」意思即難道有甚麼心中之結，要那麼辛苦走到那些「腥穢」之地來引證嗎？
可見，普遍的朝鮮士大夫都對清人有所反感的。可是，在18世紀的一群士大夫，如上文所提的洪大容，在朝鮮儒學框架下對於人物性討論之中，發現華夷一也的觀念，加上自身對清朝的客觀社會環境的觀察之下，認為清朝社會有值得不少地方學習。
他的華夷一也想法可體現於以下的引文：「天之所生，地之所養，凡有血氣，均是人也。出類拔華，制治一方，均是君王也。重門深濠，謹守封疆，均是邦國也。章甫委貌，文身雕題，均是習俗也。自天視之，豈有內外之分哉。是以各親其人，各尊其君，各守其國，各安其俗，華夷一也」換句話說，其實洪大容的想法雖然仍有華夷之分，但華夷其實只是在生活上的差異，本性上大家為一致。
他這樣的想法對於今天來說並沒有甚麼大道理，但對於當時的士大夫，破除了他們對於清朝的偏見，自此朝鮮士人紛紛興起，如朴齊家、朴趾源、金正喜等，均沿著洪大容的步伐，開始前往北京，考察北京的風俗、社會，西洋傳教士傳入的文化、江浙人士的風情畫意，在不少18世紀末19世紀初朝鮮士大夫書寫之中，均著墨不少，而亦使朝鮮在半封閉的社會之中，仍可藉北京，掌握各方的資訊，後來的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的戰況，朝鮮也有不少的掌握。當中如紀昀、翁方綱、阮元等盛清文人，皆為不少朝鮮士人的好友、酬唱對象等。由此可見，清朝的文化或社會，頗受當時朝鮮文人認同。
康雍乾盛世在清史之中有不少的論述，古今中外有不少的論述，有人說停滯，有人說歷代之盛，無論從怎樣的角度，也許只是從清朝的社會現況去考察。但朝鮮人作為鄰居，過客，在異域人眼中，也許看到的環境是不一樣，無論他們帶有的是甚麼立場，背後的是甚麼觀點，但是可以說的是觀察清史，可以多方面，也可以放置於更宏觀的視野觀察，而朝鮮文人的眼光以及他們在北京的經歷，正是最好的例證。
延伸閱讀:
衣若芬：〈睹畫思人：15至19世紀朝鮮燕行使的紀念圖像〉，《故宮學術季刊》第33卷第2期(2015年冬季號，慶祝九十周年院慶特刊 II），頁51-82。
羅樂然：〈清代朝鮮人的西洋觀形成——以洪大容的燕行使行為研究中心〉，《一亞文明研究學刊》，第10卷第1期（2013年6月），頁299-3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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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罗樂然博士，香港公开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博士，常游走东亚各地，寻求与思索东亚文化之中的异曲与同调，主要研究领域是清代中朝关系史、东亚文化交流史，博士论文题目为朝鲜译官与清鲜关系，研究成果见于台湾、中国大陆、意大利、韩国、香港等地的人文学科刊物。
新加坡清史研究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