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将其部分为四旗。1615年时扩建为八旗，是为八旗制度初建。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自立，建后金国。所谓八旗制度，乃军政合一、兵民合一。旗民以兵为业，世代为兵。成为清朝军事之核心。

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讨明。1619年〔万历六十七年〕，于萨尔浒之战以8万八旗击败明军14万，是中国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1626年，努尔哈赤于宁远一役中遭明军重创，不久逝世。努尔哈赤的继承人皇太极继续征明，却再次于宁远惨败。只得开辟第二战场，屡次南侵，同时进一部推广八旗制度，征服漠南蒙古察哈尔部，收降明朝降将，建立起蒙古八旗与汉人八旗。

八旗制度是清代特有的一种组织形式和军事制度。旗人包括旗下士兵和户籍被编制在八旗军队中的家庭成员。与全国范围内由各级官府管辖的民人（普通百姓）不同，旗人由各地八旗驻防将军或都统管辖，并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清代旗人“不分民族，但问在旗”。尽管八旗有满洲、蒙古、汉军之分，但他们都是基于同一套制度之下，因此差异不大。

旗人的身份绝大多数情况下终身不变，所属旗籍亦基本世代固定。旗人因战功而获得的职位可以世代承袭，例如，每旗下属的众佐领通常都是世袭职位、健锐营的军职也是满族世袭。其所居之地若未经朝廷调换都是固定的。以京师八旗为例，两黄旗住北城，两白旗住东城，两红旗住西城，两蓝旗住崇文门和宣武门以里。在非东北地区的驻防八旗（分布在如杭州、成都等大城市）则设立“满城”供旗人居住，与非旗人所居住之地相隔离，普通人甚至当地总督、巡抚均无权过问。旗人与非旗人之间按规定亦不能通婚，称为旗民不结亲。但事实上一定规模的旗民通婚却从未中断过，至道光之后，旗民通婚实质上被朝廷默许。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才正式废除了旗民不结亲的习俗。

旗人不得务农或经营工商业，每月钱粮由朝廷供给，号称“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康熙年间定制：前锋、护军、领催，月饷4两，马兵3两，年饷米46斛（23石）；步兵领催月饷2两，步兵1两5钱，年饷米22斛（11石），出兵时另有行粮。随着清朝中后期旗下人口的增加，势必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能吃粮当兵，故未能当上兵的旗人就成为八旗闲散，过著游手好闲的生活。除了吃粮当兵之外，旗人还可以参加科举。旗人有自己的专属学校。宗室、觉罗有八旗觉罗学；内务府出身之人有咸安宫官学、景山官学；正身旗人有八旗官学。旗人根据自己地位的不同，进入相应的学校学习，之后参加科举考试。

旗人有一套相对独立的司法系统。旗人犯罪由特定机关审理。京师普通旗人由步军统领衙门审理、皇亲国戚由宗人府审理、民事案件则由户部现审处审理；地方官员可以审理当地涉及旗人的案件，但无权判决，只能提出审理意见，交由相应的审判机关——理事厅处理，理事厅是类似现在“军地联络办公室”之类的机构，专门负责协调八旗驻军和地方关系，官员也都由旗人担任。另外，旗人与非旗人同样犯罪，同罪却不同刑。《大清律例》规定：旗人犯了徒刑，一年只折合枷号五天。也就是说，非旗人犯了徒刑被判刑一年，同罪的旗人只要关五天就可以了。

入关战争与绿营

入关以后，八旗军无力驻防新近征服的领土，将收编汉人部队组成职业兵，为与八旗相区别，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单位，故称绿营。

至于水师，与中国历朝一样，清朝视水师为陆军之辅。加之满洲以骑射为本，故不善水战。入关初期，在对抗郑成功等海上抗清势力时，往往力不从心。1636年（天聪十年），皇太极征满洲瓦尔喀部，即开始造战船。1651年（顺治八年），令沿江沿海各省循明制，各设水师，其编制与陆军一致。此为清设水师之始。内河防务以长江为主体，沿岸各设水师。海防上，因清初海禁，又防台湾郑氏等反清力量，以致海防废弛。

即使在平定明郑后，仍受海禁影响，水师多以防御为主，缺乏攻击性战舰。   康熙时，清军先后平定三藩之乱（1673年1681年），远征台湾（1683年），1652年到1689年于雅克萨战役击败俄国，1696年平定噶尔丹。乾隆时，更有所谓“十全武功”，清朝军事力量达到极盛。

衰弱与重组

入关之后，八旗享有种种政治、经济特权，赐与庄田，但大部分旗人不得务农，由国家给粮。八旗子弟往往安图享乐，又缺乏训练，几代之后，完全丧失了战斗精神。乾隆朝后，八旗腐化更为严重。入关时，内外旗兵约二十万人，嘉庆时，已有五十万，加之家属，有一百五十万之多。因国家饷糈有限，致使旗人生计日艰。八旗遂成为国家一项沉重负担。

八旗腐化后，大小战事皆由绿营负责，三藩之乱时即以绿营为主力。乾隆嘉庆两朝，绿营总兵六十余万，成为全国军事支柱。但乾隆后国内太平已久，绿营本身也有种种弊病，其内部也逐渐腐化。

除八旗绿营腐化外，乾隆时宠信贪官和珅，军中官吏败坏，也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1795年（乾隆60年），镇压苗民起义时，清军尚有战斗力，但清军统帅如福康安等却假传捷报，以军饷济私囊。1796年，川楚白莲教之乱爆发，正规军已无力作战，部分将领假传捷报，甚至屠杀平民以换战功，致使教乱一再扩大。

在镇压白莲教的战斗中，不熟悉地形且不善游击战的清军不得不依靠地方民团和雇佣兵。1799年清廷宣布承认地方民团。叛乱结束后，大约有万余地方民兵加入绿营。民团逐渐进入清帝国的正规军事体制之中。

太平天国运动（国际上多称称太平军叛乱[Taiping Rebellion]）是清朝军事的分界点。1851年（咸丰元年）11月11日，洪秀全等人在广西金田宣布起义，到1853年太平军攻破江宁，改称“天京”，定都于此。战争初期清军失败的事实证明以现有的正规军击败叛乱是毫无希望的，地方官员便开始转而支持地方团练。

1852年12月，曾国藩就任湖南“团练大臣”，他整合了境内各支地方武装，组成后来被称为湘军的地方部队的核心。当1860年5月作为清军主力驻扎在南京城外的江南大营第二次被攻破后，湘军的重要性逐渐提高。清政府于1860年6月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指挥长江下游的军事作战。同年，他的门生李鸿章受命于安徽淮河一带编练军队，1862年，这支被称之为淮军的部队正式投入战斗。

除湘军和淮军外，外国力量也加入了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除组建中外混合部队如常胜军外，英法军队亦参加了一些战斗。而太平天国在天京事变后，元气大失，战局得以扭转。1864年〔同治三年〕，天京城破。太平天国运动的主力结束。

太平天国后，捻军仍流窜在华北，至1868年才被平定。1863年蒙古僧格林沁亲王在与捻军的战斗中死亡，曾李等人的勇营便成为惟一有能力镇乱的部队。同时，一大批新的勇营部队如豫军、东军、滇军、川军（与民国时的川军无关）也建立起来。地方营勇部队成为清王朝的军事支柱。

太平军时期外国武装的强大给曾李等将领以深刻的印象。1863年5月，在目睹了常胜军攻破太仓城（仅用了4个小时）后，李鸿章写信给曾国藩，宣称“西洋炸炮，战守攻具，天下无敌”，“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7]。

洋务运动的兴起更促进了清朝军事的现代化。在这样的环境下，欧洲教官被聘请来帮助操练帝国军队，一些兵工厂也建立起来。清政府亦试图重振其八旗、绿营军。在中央，清政府扩大并改善了装备西方武器的神机营，力图使这只归朝廷直管的部队能胜任守卫京师的重任。地方上，清政府在广州（1863年至1866年）、福州（1865年至1866年）、武昌（1866年至1868年）三个城市聘用外国教官操练八旗和绿营。1866年清帝批准了在直隶大规模重新训练绿营的计划，最终组成了一支新的“练军”，这一计划在1871年被推广到各省。

清政府的努力并没有起到其预想的成效。在19世纪80年代，绿营军约有40余万人，装备了较现代的武器，足以维持帝国内部的安宁，但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勇营仍是能发挥作用的唯一工具。尽管神机营已有三万之众，但l870年天津教案后与法国关系紧张时，清廷不得不调集李鸿章的淮军来加强京师的防务。

建立海军的努力

嘉庆时由于东南沿海海盗泛滥，就有学者开始注意海防。鸦片战争后在面对西方炮舰时，清朝水师一战即溃的事实更令少数官员学者震惊，意识到东西差距。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中强调清政府应效仿西方建立起一支新的海军，著名科学家郑复光写出了《火轮船图说》以介绍西方军舰（收录于《海国图志》中）。

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曾国藩为其湘军建立了附属的内河水师（1853年，咸丰三年），至1864年（同治三年），在曾国藩建议下，清廷成立“长江经制水师”，制提督一人。长江沿岸各地水师得以统一。

太平天国兴起时，西方国家不仅在陆军上也在海军给予清政府以帮助。1862年，清廷批准了由英国帮助清朝购买炮舰的计划。次年，一支八艘战舰组成的，由英国皇家海军阿思本（Sherard Osborne）上校指挥的舰队抵达中国，但却由于指挥权的争执，最后只得解散^[11]。这样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就被推迟了。

直到洋务运动时，在地方疆臣的推动下，才开始有新建海军的动作。1866年，清政府在福州马尾成立总理船政事务衙门，以沈葆祯为船政大臣。同年，李鸿章要求其江南制造局建造炮舰。1868年8月，第一艘中国制造的蒸汽军舰“恬吉”号在南京下水^[12]。1869年，“万年青”（又称“万年清”）在福州下水。但由上海和福州制造的船只不仅在质量上无法与外国船只相比，就费用而言也比外国船只贵得多。到1875年，江南制造总局中止了其造船计划。于是李鸿章等官员便着手从国外买船。为人所熟知的定远、镇远两战舰即为外国制造（1880年向德国伏尔铿造船厂订造）。至1882年清王朝拥有约50艘西式战舰，其中半数为自造。

人事上，早在1867年即建立的福州船政学堂是新建海军最主要的军官来源。在沈葆桢和丁日昌离开船政局后，福州船政局开始衰落。作为代替，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成立了天津水师学堂。后来又有张之洞的水陆师学堂（广东1887年），曾国荃的南洋水师学堂（南京，1890年）。

1885年10月清政府宣布成立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总理大臣。海军衙门的成立并不意味着新式海军的统一。洋务运动中最终建立了四支舰队:受北洋大臣节制的北洋水师，受南洋大臣节制的南洋舰队，受福州船政局节制的福建水师，受两广总督节制的广东水师，但四只舰队互不统属，独立作战。其武器、船只、训练也各不相同。这一缺点在后来的几次战争中负面影响甚重。除管理外，另一个问题在财政上。当慈禧太后为了其豪奢的皇家宫殿和大寿而胡乱花钱时，海军衙门便成为其重要的经费来源。1891年清廷公然建议颐和园的建设款项应取自海防捐款和驻外使团专款。这样，在1890年后，作为海防主力的北洋水师即已“停购船械”了。李鸿章自己也称“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

沿海和西北的军事挑战

太平天国后，民族矛盾被进一步激化。云南（1856-1873年，又称为班赛[Panthay]叛乱）和陕甘地区（1862-1873年，又称为东干之乱）都爆发了回民叛乱。在新疆，情况更为严峻。在浩罕将军阿古柏入侵新疆前，清政府在在这里的统治早已一片混乱。

阿古柏于1865年入侵新疆，到1870年底，他已经取得了吐鲁番和迪化，控制全疆。与此同时，俄国军队在1871年出兵占领了伊犁。在清朝军队能够开进新疆之前，还必须打败陕甘的叛军。钦差大臣左宗棠在1867年抵达陕西，直到1873年才肃清这里的叛军。由于清廷决策的问题以及运输线路和军费的安排，左宗棠在1876年才实际向新疆发兵。

在清军强大的攻势下，阿古柏的王国迅速地瓦解。左宗棠本人的战略决策是取胜的重要原因，清军装备的现代武器也尤为重要。相反，他的对手此时已经十分虚弱。事实上，阿古柏的军队士气很低，而征税官员的暴政也在民众中激起了不满情绪，浩罕在1876年被俄国吞并则使他失去了主要的外援。清军收复吐鲁番后不久，阿古柏在库尔勒死去，他的王国马上四分五裂。到1878年清军已经收复了除伊犁外的全部失地。经过漫长的谈判后，1881年俄国归还了伊犁。

新疆之战胜利后，接着的中法战争（1883-1885年）是对清王朝洋务运动时新式陆海军计划的第一次外部考验。战争是因法国入侵清朝藩属的安南而引发的。尽管陆战上刘永福的黑旗军在东京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刘铭传在台湾击退了法军。但清朝却在海战上一败徒地，福建水师的22艘战舰连同著名的马尾船厂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法国海军少将孤拔（Courbet）摧毁（1884年8月23日）。就连清军在越南取得的许多胜利，都是有夸大之嫌的：在越南战场上清军的伤亡经常是法军的数倍^[18]。最终，僵持不下的双方于1885年6月议和。

中法战争暴露出了清朝军事体制的弊漏。领导层的优柔寡断和举棋不定是战败的主要原因。海军的混乱也是值得注意的，战后清廷建立了海军衙门，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另外，中法战争也让清廷意识到台湾的重要性，战后于台湾建省，由守台有功的刘铭传任巡抚。安南的丧失也反映了清帝国的虚弱。英国于次年入侵缅甸，强迫这个清朝的朝贡国成为它的保护国。1894年日本也出兵朝鲜，甲午战争爆发。

战争中清军节节败退。日本军队只用了一个多月就进军到平壤（1894年9月15日），控制了朝鲜半岛，并迅速入侵东北，于11月21日攻陷旅顺港。在海上，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的黄海海战中决定性地击败北洋水师（9月17日），取得了制海权。随即向山东、台湾增兵，最后，北洋水师母港威海卫沦陷（1895年1月10日），清朝败局已定，被迫签定《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的惨败标志着30年洋务运动的失败。在战前，国际社会相对看好清朝，但日本迅速的攻势打破了人们的幻想。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现代化进程已远超过中国，1872年建立的现代征兵制激发了国民意识，1878年成立的参谋本部以及铁路网的修建也加强了日军的作战能力。相反中国方面显得相当落后，中央和地方决策不一，行动迟缓，也没有大规模的动员，作战几乎全凭李鸿章一人。而作为主力的北洋水师尽管规模巨大，但训练和装备都与日军有很大差距。事实上，战前李鸿章自己都认为战胜日本人的把握很小，即所谓“自守有余，作战则颇不足”。

清末的改革

在1898年6月短暂的戊戌变法中，有过关于军事改革的建议，维新派要求训练一支现代化的陆海军，组织团练并建立保甲制度。变法的失败使得这些提议都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在重新掌权的守旧派影响下，排外的情绪被激起。朝廷决定支持排外的秘密团体义和团。在朝廷的默许下，拳民开始袭击外国人并毁坏铁路和教堂等设施。到了1900年，局势的混乱使得列强惊慌失措。最后，欧洲海军分遣队在天津登陆，清廷随即对各国宣战（6月21日）。到8月14日，八国联军已攻下北京，救出了被困的使馆人员，而帝国朝廷则逃离京师，之后被迫签订《辛丑条约》。

义和团的失败对保守派打击很大，而《辛丑条约》更加深了民族危机。为挽救危局，清政府决定实施改革，即“清末新政”。军事上的改革是新政的重点。甲午战后，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华北组建了“新建陆军”，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方组建了“自强军”，但清政府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时，这种西式部队被证明是非常有用，且值得推广的。清廷在1904年公布了建立由36个镇组成的常备军的计划，而原有的绿营部队在1901年即开始裁减，到1906年改编为巡营（在1907年改称为巡防营）。这些部队在平时维持治安，战时则作为辅助部队。同时，政府取消了旧式武举，而在各省建立武备学堂，以培养新式军官。

另一个措施是加强海军和建立参谋机制。北洋水师的丧失本是海军建设的一大挫折，经庚子一役，诸海军基地又相继丧失，清帝国已无海防可言。1909年，清政府决定成立海军处，并将残余的水师战舰统一重编成巡洋和长江两舰队。又在1910年改海军处为海军部，力图重振海军。参谋机制上，在1907年即仿照西制成立了参谋部门军咨处，隶属陆军部之下。为了把军事管理和指挥分开，1911年年决定把它升格为独立于陆军部外的军咨府。但清帝国没来得及看到这些改革的成效就寿终正寝了。

负责军事改革的中央机构是1903年成立的练兵处，它在1906年被并入新立的陆军部，其尚书和左右侍郎都是满人。清廷还试图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力，1907年，拥有广泛权力的袁世凯和张之洞就在明升暗调中被剥夺了军权。1908年后执掌大权的摄政王载沣（醇亲王二世）决定进一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在1909年的一道上谕中，他宣布自己（代表年幼的皇帝）对军队行使最高统帅权，他还把自己的兄弟任命为海军处和军咨府的管理大臣。

到清帝国灭亡前夕，其陆军可以号称100万，但大概只有60万战斗人员，其中只有17.5万人是现代化的正规军。可以看出，改革并没有起到其预想的效果。一个原因是财政上的困难，庚子拳乱后，清政府已经无法在军事上投入多少费用了。而地方督抚也因清政府试图削弱他们的权力而反对改革。保守的满洲官僚更不可能支持改革，比如陆军部尚书满人铁良，他在1910年辞掉了这个职务。事实还证明，清政府不可能建立起一支既强大又忠于清帝的军队，加强对各地军事控制的努力也失败了。各支部队是不统一的，装备和素质都不同。直隶的北洋陆军很长时间里都被认为是忠君的，而南方的新军则相对地倾向于革命。尽管清王朝试图建立一支维护其政权的部队，但它恰恰是被新军推翻的，而在1917年企图恢复帝制的张勋的部队，却也是新军的一支。

与军事改革一样，清政府在其它领域的改革也陷入了泥潭。新政不仅要引进西方的经济和军事体制，更重要的是建立起西方的立宪政体。但宪政改革却是不得人心的，革命派把立宪改革当成是掩盖清政府专制的装饰品，立宪派也对清廷关于改革的遥遥无期的许诺失去了信心，反满的情绪遍布于各地，各种革命团体也纷纷建立起来。小的起义和民众运动接连不断，大的革命则在酝酿之中。1911年10月10日，驻汉口的湖北新军发生兵变——这支部队中的许多人之前就被革命派争取过来，尽管缺乏配合，但革命活动仍在几个月内袭卷全国。拥护王朝的旧式军队衰弱到已无力镇压革命，清廷指望的北洋军队统帅袁世凯（起义爆发后他即被重新启用）也在和革命军和谈。最后，在得到一些优待满清王公的承诺后，清帝决定主动退位，于是，宣统皇帝在1912年2月12日颁布了退位诏书。清帝国宣告结束。

清末的改革留下了许多遗产，影响远及民国。清帝国崩溃前夕，全国已建立了近七十所新式军事教育机构，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后来成为国民领导人的蒋中正是保定军校的学生；刘伯承、朱德分别在成都和昆明的武备学堂学习过，他们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元帅。

更为深远的影响在军人的地位上，经过改革，军人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成为一个强有力、有影响的集团。新式教育是促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一般的新式军校中，学员不仅要学习军事知识，还被要求掌握一门外语和其它的基础科学知识。新军的士兵，尤其是南方的新军，都能读会写——这在旧式军队中是不敢想象的。教育带来的声望使得军人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此外，甲午战后，人们开始把军事建设当作是民族复兴的必要手段。在1906年的一道上谕中，朝廷公开提倡尚武精神，对国民的军事教训也发展起来。尽管这些措施的效果十分有限，但传统的重文轻武的思想还是逐渐淡化了。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