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师访问新加坡的历史反思 – 兼谈甲午海战时期的北洋舰队

北洋水师访问新加坡的历史反思
—兼谈甲午海战时期的北洋舰队

柯木林

一 引 题

  北洋水师,或称北洋舰队、北洋海军,是清朝后期建立的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1888年12月17日于山东省威海卫的刘公岛正式成立。[1]   中国海军史上有两个亮点:一个是永乐三年(1403)7月11日的郑和下西洋;另一个是光绪十四年(1888)12月17日北洋海军的成军。尤其是后者,更是晚清历史上的一大盛事。北洋海军的成军显现了三大历史转变,那就是:(一)由木帆船转变为坚船利炮,(二) 由分散各省的水师转变为独立的军种,(三) 由只有海岸防御设置转变到了制海权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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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舰队司令部–刘公岛上的海军公所

这支舰队,威风凛凛,出没于七洲洋上,通过实施远洋航海练习, 来维护国家主权和宣扬大清国威[3] 。在1888年成军前后,北洋舰队就曾经三次到访新加坡,在当地社会引起极大轰动。有关北洋舰队访新的情景,余思诒的《航海琐记》 [4],陈育崧的 <甲午前夕北洋水师访问新加坡记> [5] 及孙建军的 <北洋水师三访新加坡>[6] 诸篇文章,可供参考。本文主要根据《叻报》报导,反思北洋水师访问新加坡的点点滴滴,文末对甲午海战时期的北洋舰队,提出新的解读。

二 “ 海防之要 莫重于水师 ”

  早在鸦片战争时,中国 “海军” 力量之薄弱就已暴露无遗 ! 准确地说,那时并无真正意义的 “海军”,而只能说是 “水师”。这不单单是名称上的差异,而是性质和能力的不同。   “水师” 并非为一支独立的军队, 它被置于各驻屯地的总督、巡抚管辖之下, 主要职责是从事取缔偷税、漏税船只以及“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完全是一种消极的防卫行为,维持一般的海上治安尚可,若要对付大敌入侵,则是无能为力。

近代海军的创建,始自19世纪70年代。尤其是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台湾之后,建设一支能征善战的海军,才正式提到日程上来,清朝政府才逐步形成这样的一个认识 : “御外之道,莫切于海防;海防之要,莫重于水师 ” [7]。

当时朝野上下,中兴迷梦正浓。清朝建设的南洋、中洋、北洋三支海军,还从国外—主要是英国、法国、德国购买战舰。从光绪元年(1875)到光绪十年(1884)这十年中,清朝海军拥有巡洋舰2艘、炮舰12艘、自产军舰14艘。中法战争 (法文: Guerre Franco-Chinoise 1883-1885) 后,又集中力量建设北洋海军,并向德国购买了“定远”、“镇远”等铁甲船[8],每年拨款200万两白银作为北洋海军经费[9]。

为了培养一支近代化的海军队伍,清廷还从国外聘请专家。史载,在北洋海军中有不少洋员[10]。北洋海军将领几乎都是从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挑选出来的,之后又分批送往当时世界一流的英国皇家海军学院 (即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 Greenwich College)培训实习,他们全部使用英语交流[11]。这种做法主要是希望培养一批能打实战的高素质军官。

1888年10月3日《北洋海军章程》颁布,完善了海军的规章制度,制定海军军旗,从此北洋海军于舰船、装备的强化,以及制度、组织层面上的整备,都进展到相当的程度,成了一支近代化的队伍,迎来了其最鼎盛的时期。[12]

北洋海军阵容如下:大小军舰共25艘,其中铁甲舰2艘、巡洋舰7艘、运输船1艘,其他尚有练船、蚊炮船、鱼雷艇,总排水量3.7万吨,官兵共4000余人,号称“亚洲第一舰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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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泊在刘公岛外的北洋舰队

三 1887年北洋军舰首访新加坡

  1887年11月(光绪十三年九月),即北洋海军成军的前一年,北洋水师第一次到访新加坡。前文述及,早在同治年间,清朝政府就开始建设海军,并从国外购买军舰。此时距海军初创,已过去十多年,北洋海军的筹建,大致成型。这次访问,其实是奉清政府之命,向英、德两国接收订造的“致远”、“靖远”,和“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回国,途经新加坡。负责驾驶这四艘军舰回国的是邓世昌(正卿)、叶祖珪(桐侯)、林永升(钟卿)、邱宝仁(彪臣)四位管带 (管驾) [14],他们都是福州马尾船政学堂的优秀学生,中国第一代海军干将。

在北洋海军总查,英国籍海军顾问琅威理的带领下,四艘军舰经过直布罗陀、地中海 , 穿越苏伊士运河、红海, 然后横渡印度洋,进入马六甲海峡,在新加坡停留数日(1887年11月10日~17日)后才回到中国[15]。陪同护送四舰回国的驻英使馆随员余思诒在他日记体的《航海琐记》中,有精彩的描述, 其间不乏细节性的描绘,十分生动有趣[16]。

《航海琐记》记载邓世昌抵新后,病情好转 (正卿病渐瘥),因此得以参加往后的一系列活动,还当了琅威理的华文通译。[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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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远” 管带邓世昌在新加坡时为北洋舰队英文翻译

参照 《叻报》的报导,北洋舰队是在1887年11月10日 (星期四) 下午三点余钟抵达新加坡。当时,“陞旗山施放礼炮十五门” 以示欢迎。[18] “岸上观者如蚁,土人则举手扬巾,华人则额手称庆”。按规定,军舰是不准参观的。后经华社领袖再三恳请,琅威理与四管带才答应 “由领事给牌登船游览” ,开放供当地侨民参观。由于舰队停泊距岸约三海里,“于是,有人棹片舟往来各船间,日中至昃,纷纭不息者五日矣。较之江河竞渡尤为繁盛焉”。[19]
当时新华社会领袖陈金钟 (Tan Kim Ching 1829-1892, 慈善家陈笃生儿子) 在树林园设宴款待北洋舰队四管带及琅威理[20]。 树林园可能就是今天的植物园 (Botanic Gardens) [21]。根据1887年11月18日 《叻报》新闻 “公醼官兵” 的报导 : 此次公宴乃“本坡人士不忘宗国爱戴情深”而表谢忱。席间,陈金钟 “循西例起而敬颂中国大皇帝万寿无疆” ,接着陈明严 (应係陈明岩,慈善家陈金声儿子)
“亦起颂英国大君主席斯百录,并颂柔佛苏丹千秋” [22]
清朝驻新加坡领事官左秉隆当然也是座上嘉宾。此次公宴,冠盖云集,叻坡绅商几乎全部出动 : 李清渊,黄金炎,陈公锡 (应係陈恭锡),陈若锦 (陈金声孙) 等名流均参与其盛,“而本坡《浮理不来士西报》之採访人亦与焉”,加上“英国鼓乐在园中演奏” 助兴[23],一时 “红顶缎鞋、服行装、操官音酬应宾官,为新嘉坡不数觏之盛会焉” [24]
琅威理因身体不适,提早离席。辞前,他以英语致意,由邓世昌翻译。此次盛会
“尽欢至夜分三点钟时”始散。[25]旅新期间,四管带及琅威理亦会见了英国总督[26]、巫来由国苏丹 (柔佛苏丹) [27]、参观《叻报》馆、晤主笔叶季允[28] 及各国领事[29]。
左秉隆的《勤勉堂诗钞》也有关于北洋舰队访问新加坡的诗作。诗钞第四卷内 <中国新购铁舰抵坡喜而赋此> 的七言律诗,就是这时期的作品。[30] 由于 “弱国无外交”,左秉隆领新期间的心情是郁闷的![31]  他是多么渴望看到祖国中兴大业的完成,以提高他个人乃至海外侨民的声望与地位。
1887年11月15日 (光绪十三年十月初一日),《叻报》刊登 <会贤社十月课题> ,诗题是: <詠鉄甲船>,形式 “不拘体,不限韻”。会贤社是一个成人教育机构,由左秉隆创办,每月出课题一次,他亲自评改课艺,且将自己的薪俸捐作奖学金,以勗士子。这是左秉隆为激励当地侨民 “内向之心” 的一种作法。[32]
从记载上看,北洋舰队将领在新加坡时酬酢甚繁,用餐地点福如居,广东馆等,顾名思义,此乃闽粤风味菜馆, 原址已无从考证,相信是在豆腐街 (Upper Chin Chew Street )一带。这条横贯桥南路(South Bridge Road)及新桥路(New Bridge Road)之间的古径,今天己不复存在。但早期这是一条繁华的街道,当年著名的酒楼、餐馆、戏园、妓院都集中于此。这里不仅是文人骚客常到之处,也是王孙哥儿闲荡的好场所,车水马龙,热闹非凡。[33]
这是中国舰队第一次来到新加坡,史无前例。当地首家华文日报《叻报》郑重报导其事,连续几天刊载北洋舰队在新加坡的活动消息。
1887年11月14日《叻报》 新闻 “中国战船纪略” 热情洋溢地写道 :
“中国有此战具,行将宏猷大振,雄视中原矣。海隅百姓,得瞻宗国旌旗,无不欣欣然额首相呼,欢声雷动。战具若此,民心若此,则富强之业,不可企而待哉”,表露了海外侨民对祖国的复兴大业,寄以莫大的期望。
北洋舰队此次来访,是在1886年8月 “长崎事件” 发生之后 (详见后文),可能受“长崎事件”
的影响,北洋水兵不敢再闹事。舰队停留新加坡期间,没有什么不良报导。[34]
在新加坡停留一星期后,1887年11月17日 (星期四) 北洋舰队 “起椗启行,言往香港,汕头,厦门等处矣”。[35] 次年,四舰安抵大沽。1888年12月17日正式成军,正名为 “北洋海军”;而其位于刘公岛的“水师提督署” 亦改称“海军公所”。此为近代中国海军司令部,北洋舰队则是今天北海舰队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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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海军军旗,正黄色,用羽纱镶嵌青色五爪飞龙, 珣丽悦目

四 1891年清廷升格新加坡为总领事馆

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公元1890年4月,在距离上次访问的两年半后,北洋海军再度访问新加坡。此次是成军后正式奉命出巡, 专程宣慰南洋华侨。根据   <丁汝昌年谱> 所载: “ 1890年3月21日 (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初一日),丁汝昌率领“定远”、“镇远”、“济远”、“致远”、“来远” 五舰访问西贡、新加坡、小吕宋各口”。其实这支舰队早在1890年1月2日就从上海出发[36],1890年4月3日 (星期四) 抵达新加坡。[37]

据《星报》新闻 “中国战船来访”(1890年4月4日) 报导:“中国之战舰六艘于…昨日 (1890年4月3日) 十一点半钟抵埠。于入口之际,燃炮二十一门以为贺埠之礼;而本坡升旗山即如其数燃炮答之”。由於 “英辖六十余年,中国之战船南来者,此为第一次。故本坡之华籍商民等互相欣慰藉,瞻故国军容,共知汉室之尊”。《叻报》亦云: “凡我华人 …瞻汉家之仪制,睹宗国之旌旗,殊足令人气宇为之一扬,…而瞻望者亦为之色舞眉飞。此为中国振丕之征,…华人虽异地栖迟,而其心志尚不忘故国” [38] 当时新加坡市民张灯结彩,欢欣鼓舞,红灯码头一带, 万头攒动,争先恐后瞻仰新军雄姿, 十分兴奋[39]。

此次来访的北洋舰队将官,除“北洋正统领海军提督丁禹廷军门汝昌”和“副统领提督衔纪名总兵良军门威理”外,尚有刘步蟾(子香)、林泰曾(凯士)、邓世昌、方伯谦(益堂)、林永升、邱宝仁等。在新加坡期间,丁汝昌暂借李清渊别墅停骖[40]。李清渊是华人义勇军李俊源队长的令尊大人,是当时新加坡富豪之一[41]。

此时清朝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尚在任上,接待任务仍是由他负责。“驻叻之华领事官左都转(左秉隆)即于下椗之顷往船…”[42]。1890年4月8日,左秉隆联合商民在领事署举行宴会,欢迎丁汝昌及各舰管带[43]。《叻报》报道:“有中国乐队,排列署前鼓吹,此乐队为华人组织,而由西师教授,所奏系为西乐,其中或参奏以华调” 。

席间,左秉隆致欢迎词,代表侨民对清政府之派舰访问表示感谢。丁汝昌则代表清政府对侨民加以慰问,并对“我中国旅叻之人一片忠爱之心,不忘君父”,深为嘉勉。其他叻埠英官及粤商、潮商、闽商也分别邀宴,热情感人。驻新期间,“凡我华人每日于八点钟以后,四点钟以前,均许到船游览”,准许侨民登舰参观。[44]

此次访问,各舰将官还特地拜访了老师曾锦文 (Chan Kim Boon 1851-1920)。曾锦文乃槟榔屿侨生,曾任福州马尾船政学堂英文教习,北洋水师初期学生都出其门下。1890年4月5日,北洋舰队将官们身佩长剑,全副武装,前往曾锦文任职的墨经梳律師樓(Aitken & Rodyk,即 Aitken & Co,后易名为 Donaldson & Burkinshaw) 拜见他,并行三跪九叩首礼,以示不忘老师教导之恩[45]。

与上次访问一样,《叻报》对此次北洋舰队的到来予以跟踪报道,并发表专论。1890年4月8日《叻报》社评 <观中国巡叻战船有说> 这样写道:“今日抵叻诸战舰,前者亦经过叻。然则出巡之举…实有不同也…致靖经来四舰曾于前年过叻…然此亦不过为督运回华,道经叻海,尚未经中国当道签收归队…至于今日诸战船,则经北洋大臣奏定, 奉天子命而巡阅重洋,并有北洋统领丁良两军门为之督带,是与前者过叻之时迥别…当日过叻诸船其数无多,不过三四艘而止,今则选其精锐巡阅外洋,计共有六艘之多,器械之精,旌旗之盛,已觉大非昔比”,说明了北洋舰队此次到访,性质和意义与上次大不相同。

同一天的《叻报》新闻还特别报导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总督丝丝金文泰史密爵士(Sir Cecil Clementi Smith)亲临 “定远” 号拜会的情景[46]。报导中很骄傲地指出 : “诸船内虽用有洋员数人,然不过以备料理不虞,并未在船中涉事。所有管驾管车各事,均为华员经理 ” 说明了北洋舰队中虽有不少外国顾问,但并无实际权力,具体日常事务仍然由中国官员处理。

停留新加坡期间,北洋舰队的 “煤斤食水等” 补给事宜,由左子兴都转(左秉隆领事) 商办,並得华族社会支持 : “煤炭一项则归 ‘义不怜佛洋行’ 承办,计共需煤一千一百九十五墩; 而食水一项则由本坡 “南生号” 承供”[47]。这是华族社会盼望祖国中兴大业成功的一种表态!

北洋舰队在新加坡受欢迎的程度,使丁汝昌踌躇满志[48],他在1890年4月14日 (光绪十六年闰二月二十五日) 从新加坡致电李鸿章报告:北洋舰队在新加坡锚泊,受到欢迎,更令当地华人兴奋异常[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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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舰 “致远” 号曾于1887年、1890年及1894年三次到访新加坡

电报发出的第二天,1890年4月15 日 (星期二),在新加坡前后停留了12天,北洋舰队启程前往小吕宋操巡阅历,结束了这第二次的访问[50]。四天后,《叻报》刊登 “会贤社三月课题”,竟是应时的题目: “有文事者必有武备论”,“观中国战舰有作”[51]。由此可见,左秉隆领新期间,时刻不忘引导侨民关心中国时局[52]。

北洋舰队此行的最大成效,就是丁汝昌在巡视东南亚各港,目睹芙蓉、雪兰莪、霹雳、槟榔屿的华人遭有关当局虐待,回国后上奏:以南洋各岛华侨“未设领事之处,多受洋人欺凌剥削,请求保护”,“拟请以新加坡领事改为总领事,其余各岛设副领事”。当时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薛福成乃以丁汝昌的报告为根据,向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献议。

1891年7月,清朝驻新加坡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领事升为总领事,兼辖海门 (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三地,统称海峡殖民地)等处。新加坡领事馆地位的升格,实受惠于此次北洋舰队的访问[53]。

五 甲午前夕最后一次访问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岁次甲午。这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中日甲午海战。战争前夕,1894年3月3日 (星期六) ,北洋舰队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新加坡[54]。南洋史学界泰斗陈育崧的 <甲午前夕北洋水师访问新加坡记>一文中,有一段很感性的文字: “这一次的访问…最令人难堪的,是舰队离新北返,不数月,中日启衅,便全军覄没了! 这怎能不使千千万万的海外孤雏,椎心泣血呢…我们站在赤道上北望涨潮,南望落漈,不觉感从中来! ” [55]

此次访问不如前两次那么轻松,场面亦比不上前两次来时的热闹。在国内,清政府的财政异常拮据。原有军舰旣已陈旧,朝廷没有能力再添购新的军舰。另一方面,国际风云瞬息变幻,中日关系已经吃紧,战事有一触即发的可能。

海外侨民当然不可能知道这些内幕。北洋舰队“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 六舰寄碇新加坡,宣慰侨民,华族社会依然盛情款待,连日酧酢甚劳。 此次北洋舰队访问新加坡,有一个大的历史背景。1893年,法国侵犯暹罗(泰国),英、德等国纷纷派战舰前往保护本国商民。清朝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薛福成、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亦电请李鸿章,要求派“兵船赴暹海口,随同英德兵船进止”,以“慰舆情,尊国体”。但因有华商助暹,李鸿章担忧引起与法国的纠纷,举棋未定。然而,暹罗华商仍希望北洋舰队能前往,遂公举代表到新加坡请求总领事黄遵宪代为转达[56]。

1893年8月25日,李鸿章去电丁汝昌:“据新加坡黄总领事禀,坡商盼望兵船前往游历,鼓舞人心。今冬南下,似可带数船往新加坡巡历一次,有领事照应亦便”[57]。

此时,原驻新领事左秉隆经已离任,接任新加坡总领事的是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即李鸿章电报中的“黄总领事” 也[58]。当北洋舰队于1894年3月3日下午二点余钟抵达时,“座驾定远战船即陞炮廿一门与本坡国家致礼,陞旗山亦即鸣炮答敬”。恰好此时英国巡驻东方战舰亦在港中驻扎,北洋军舰 “靖远” 号又陞炮十二门与英战船示礼,“英座驾亦陞炮答敬”[59]。

          “迨至六点余钟之际,中国驻叻总领事府黄公度观察 (黄遵宪) 偕同那华祝太守、何惠荃广文诸公乘舆至。于码头舍车而舟,欲到战船谒见。奈观察近来政躬时形弗豫,以至体殊虚惫。是日海风极厉,浪湧如山,故开行未远,观察以难胜浪不禁晕倒舟中。时那太守等诸君见此情形,谅观察即到战船亦必难于行礼,不得已将船仍驶回码头,扶观察登岸陞舆而返 ”
“翌日早八点钟时,观察再偕那何两君復到定远座船谒见。至下午二点钟之际,军门登岸即至总领事府署答拜,旋往…东陵振裕园中驻节。闻军门此来不欲重烦贱地绅商应酹,以省烦费,故是夕粤商万春园,醉花林等众设筵相请,均以足疾辞…”

上述引文,摘录自1894年3月6日《叻报》新闻 “中国战船抵叻”的报导。报导中清楚记录了北洋舰队抵达时的情景。当时黄遵宪总领事原本计划亲登战舰迎迓,无奈身体欠佳,不胜舟车劳累,还晕了船,乃延至次日上午八时才到 “定远座船谒见 (丁汝昌) ”。抵达是晚,新加坡粤商本来要在万春园,醉花林设筵相请,丁汝昌由于不想给当地绅商破费,“均以足疾辞” ,没有前去赴宴,因此还得到《叻报》的赞许: “俭德清风若军门者,洵不愧为国家柱石矣”! [60]

与第二次来访时一样,丁汝昌此行依旧在 “东陵振裕园中驻节”。振裕园 ( Mandalay Villa) 乃李清渊别墅,遗址在今天的基里尼路(Killiney Road) ,故居已不复存在 ! [61] 旅新期间,丁汝昌拜会的社会名流尚有 “安和号” 东主吴寿珍,“资政弟”主人陈宜敏,“大夫弟” 的佘蔚园及 “丰兴号”等,同时亦至 “佘氏园” 参观[62]。

1894年3月8日晚,曾锦文在平安阁招待各舰管帶,为同学们洗尘。3月9日“寓叻闽粤绅商” 在同济医院公宴丁汝昌和各舰帶及麾下将官,济济一堂,盛况热烈[63]。 嗣后 (3月28日)“靖远”管带叶祖珪还为曾锦文翻译的《三国志》题写书跋[64]。当日宴请结束后,北洋舰队即转赴马六甲、槟榔屿各地巡游。至于暹罗,因其时与法国的纠葛尚未清结,未便成行。北洋舰队访问新加坡后,其他南洋各地华侨,也在热烈地期待着清政府派舰到其居留地访问[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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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3月9日, 寓叻闽粤绅商在同济医院公宴来访的北洋舰队将官

  1894年4月4日(星期五),丁汝昌率舰队自新加坡北归,这是历次访新时间最长的一次,前后约一个月。4月27日北洋舰队抵达大沽。5月17日至27日舰队接受李鸿章的检阅。1894年9月17日(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星期一),在舰队离开新加坡的六个月后,中日双方在大东沟发生海战,邓世昌、林永升等阵亡。直至1895年2月12日(光绪廿一年正月十八日,星期二)刘步蟾、丁汝昌等相继自杀殉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为求一目了然,兹将三次访问新加坡的北洋舰队将领姓名,职位军衔及甲午海战后诸将领的命运,列表说明如下:

附表: 甲午海战后访新北洋舰队诸将领的命运

将领姓名

职位军衔

海战结果

丁汝昌

海军提督

自尽

刘步蟾

右翼总兵 “定远”号管带

自尽

林泰曾

左翼总兵 “镇远”号管带

自尽

邓世昌

军中副将 “致远”号管带

战死

叶祖珪

中军右副将 “靖远”号管带

革职

方伯谦

中军左副将 “济远”号管带

处死

林永升

左翼左营副将 “经远”号管带

战死

邱宝仁

右翼左营副将 “来远”号管带

革职

资料来源 :

  • 1. “中国战船抵叻情形续录”,《叻报》新闻,1890年4月7日
  • 2. 陈育崧,<甲午前夕北洋水师访问新加坡记>,《天马杂志》,               第2 期 (新加坡: 天马杂志社,1966年8月15日),页8-10
  • 3. “北洋水师”,<汉语iCIBA网> (http://hanyu.iciba.com     /wiki/32589.shtml)
          从上表可知,当年参与访问新加坡的北洋舰队将领,几乎都在甲午海战中殉国了! 这支寄托了中华大地亿万人民期望,与千百万海外侨民骄傲的北洋海军,自1888年12月成军至1895年2月,仅仅6年的时间便烟消云散了! 难道这样庞大的舰队,而且经过国家多年的辛勤经营,就这么如此不堪一击?
         甲午海战前夕,北洋舰队最后一次访问新加坡。当地首家华文日报《叻报》于1894年3月10日(星期六)发表文章〈寓叻闽粤绅商公醼丁禹廷尚书曁诸战船管驾及麾下诸将官纪事〉。六个月后,中日启衅,北洋舰队便全军覆没了!

六 如何解读北洋舰队三次访新

  综观三次访问,除第一次的时间是在年底外 (1887年11月),其馀二次都在年初 (1890年4月 & 1894年3月)。这是什么原因呢? 根据《北洋海军章程》规定,北洋舰队每年夏季北巡,冬季南巡避冻,沿途熟悉风涛沙线、行船驾驶。按此规定,正式南巡时间必须选在年初的3、4月份进行。   1887年11月舰队从欧洲接船回国,行驶缓慢,乃因 “拖有鱼雷船一艘,所以加意详慎,诚恐中途或有他虞”[66]。此行途经新加坡,稍作停留,不能视为正式访问。因此《叻报》在报导1890年4月的第二次访问时说: “此次诸船抵叻是为第一次之盛焉”[67]; 《星报》亦云 : “中国之战船南来者,此为第一次”,[68] 两家报纸都不约而同地忽略了1887年11月的到访,原因即此。

根据记载,北洋舰队访新的军舰,除第一次四艘外,其他两次都有六艘之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这两次的访问, 北洋舰队 “定远”、 “镇远” 两艘旗舰都全部出动, 而且停留时间一次比一次长[69]。第一次停留一星期 (1887年11月10 日–17日); 第二次停留12天 (1890年4月3 日–15日) ; 第三次停留一个月 (1894年3月3 日–4月4日),其间亦转赴吕宋、马六甲、槟榔屿各地。由此可见此时清朝政府对海外侨民的政策,已由早期的摈弃转变为争取,尤其重视南洋群岛一带的侨民[70]。提升新加坡领事馆的地位,就是北洋舰队访问的结果。

从历次访问新华社会盛情款待的情况看,说明了殖民时代的华族社会与中国社会一衣带水的关係[71]。海外华族人口虽然庞大,但却无本土意识。他们所祈望的是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以提高他们在海外的地位。因此在心理上遂有效忠国家领导层的倾向[72]。谁能把中国带强,便向谁效忠。

巨舰列队而来的北洋舰队, 其慑人的威容与事实上所持有的远洋航海能力,激发了海外侨民的 “内向之心”,加强了华族社会的凝聚力与自豪感。因此, 每次北洋舰队耒访时, “会贤社”与 “图南社” 都会在《叻报》刊登与舰队访问有关的 “当月征文课题”。然而,当甲午战争失败,这个大清王朝终於失去人民的信任,再过十多年就被革命推翻了。从此,海外侨民也就转向支持国民政府 ! [73]

甲午海战爆发后,《叻报》并没有即刻报导。直至1894年9月24日,在大东沟海战发生后的一星期,我们才在《叻报》上看到一则 “首报海战: 中日海军交战电音”的新闻说: “两国海军已在高丽海中开战”。 新闻报导不及时,或许由於当年通讯不甚快捷之故。

次日 (1894年9月25日) 在 “中日战电汇登” 新闻中 ,报导海战的消息是: “中国沉覆之战船系: 扬威,致远,超勇,经远四艘… 而致远沉没之役,船中无一人得庆生”。这则报导特别提到北洋军舰“致远” 号的沉没,无一人生还[74]。当日的社评 <虑患篇> 开始担心 : “中国…十余年训练之海军,未尝一出而呈其效,坐使徒徒麋钜帑,亦洙可惜…此时水师之人材,是否皆堪胜任,亦在不可知之… ”,《叻报》对北洋舰队的作战能力,产生了怀疑 ! 如果对照较早前有关北洋舰队的表扬文字, 这样的评语, 显然十分严厉!

初战不利,四舰沉没,但尚不致言败。北洋舰队实力并没有受到重创,只是稍处劣势而已。使日本海军忐忑不安的 “定远”、“镇远” 两艘鉄甲舰还在[75]。然而往后历史的发展,“避战保船” 的政策,加速了北洋舰队的覆灭[76]。

在刘步蟾、丁汝昌相继自杀后 (1895年2月12日),北洋舰队可谓大势己去[77]。1895年2月17日 (星期日) ,日本舰队进入威海卫,北洋舰队将所剩军舰及所有军需物资,悉数交给日本,北洋舰队全军覆没[78]。

《叻报》对此又有怎样的反应呢? 在刘步蟾、丁汝昌自杀的次日,一篇题为<论华军致败之由> 的社评在1895年2月13日 (星期三) 的《叻报》发表,但未提及他们自杀消息。延至2月21日 (星期四) ,《叻报》的 “中日电音”才刊出 “中国海军提督丁禹廷军门及刘公岛统领大员现均为自裁” 的报导。

从1895年2月20日至25日一连五天,《叻报》发表了罕见的长篇社评: <和倭统策>; <续和倭统策>; <再续和倭统策> ; <三续和倭统策> 及< 四续和倭统策>。这篇长文,基本上代表了《叻报》对甲午战争的看法。其中心思想在于 “中国非不能战之国也,而今日则受败于日人者,盖六误成之也…凡此六误,成兹不胜。然则非日人能胜中国,中国自不求胜耳”。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何谓 “六误” : “一误于中国积习,猥鄙苟偷 ;二误于国家立法,重文轻武; 三误于老成谋国,守备不裕; 四误于统帅将领,避敌畏死; 五误于军卒兵士,训练不精;六误于船械枪炮,缺憾尚多”[79]。同年2月26日(星期二) <急救中国之病论> 的社评,已开始对清朝政府颇有微词了:“呜呼惜哉…何京师衮衮诸公,不知古今之时局大不相同也 ! ”

《叻报》创办人薛有礼此刻的心情如何,不得而知。但在10年前,也就是1884年的中法马江之役,他的弟弟薛有福就是在此战役中牺牲的。根据《东山薛氏家谱》所载 : “(薛有福)于同治十三年(1874)在上海应出洋留学考试,名列优等,赏官费留美,进波时顿大书院学习工艺。光绪七年(1881)奉调回华,入福州船政衙门学习水师。八年派赴 “扬武” 轮船学习,十年七月初三日傍午法人寇福垣马江,见危授命,尽忠殉难,没于王事,仅廿三岁”[80]。

此次甲午海战,结果比马江之役的失败还惨,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船政学堂毕业的学生为国捐躯的有十几位海军将领。1895年4月17日(光緒廿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马关条約》(Treaty of Shimonoseki) 的签署标志着甲午战爭的結束[81]。清朝代表為李鸿章和李经芳,日方代表為伊藤博文 (Ito Hirobumi 1840-1909)和陸奧宗光 (Mutsu Munemitsu 1843-1897)。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国耻篇 : 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屈辱,割地赔款,加速了中国进入半殖民化的历程。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始也”!

七 甲午海战的历史反思

中国文化向来缺乏反思的传统。在一些需要反思的时候,往往搪塞而过。一百多年来,中国学界有关甲午海战的失败,至今仍是热点话题。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意见很不一致,有的说朝廷腐败,有的说军纪不严,有的说炮火不佳,有的还集中在事件、人物本身的探讨,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然而,历史的真实情况又是怎样呢?

近年来,有关甲午海战资料, 尤其是英文、日文方面的资料, 还有一些战争细节 (如战报等) 不断被发掘,使我们对海战场景更加清晰。这些历史细节的浮现,至为重要,它有助于学者们更科学地分析战争失利的因素。[82]

其实,任何一场战争失败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单一的因素不足以解说其间的成败因果关系,甲午海战正是如此,它是由几个不同单一因素组成的复杂原因。然而在其复杂原因当中,必然有些主导因素。这里根据各派学者的研究,试图从文献资料中窥视其蛛丝马迹,从而对甲午海战失败的原因做综合比较分析,总结归纳为:管理理念,设备维修,及实战经验三个重点来探讨此问题。当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又是互为因果,彼此关连的!

洋务派是十九世纪最后四十年里最有实力的政治团体,在晚清近代化的过程中,在洋务派分子里,集中了当时最有智慧的人物,其执行者当然是李鸿章,但如果没有慈禧太后及醇亲王的幕后支持,也很难成事。

我们可以说,甲午战争时期的北洋海军无论从主力舰的排水量、速度、长度及武器装备等方面看都是不错的,甚至可以说是强大的。不幸的是,洋务派犯了历史上任何改革者所犯的错误,在一段时期的雷历风行后就开始松懈下来。

反思之一 : 管理理念 (management mentality)

琅威理对北洋海军的贡献不容忽视。这位英国籍的军官有丰富的海军经验,他是在中英两国海军合作的协议下,于1882年秋天来华负责北洋海军的组织、操演、教育和训练。头衔是副提督衔北洋海军总查(他在英国的军衔是中校)。在琅威理治军期间,管理非常严格,完全按照英国海军的条令训练,为海军官佐所敬惮[83]。

由于丁汝昌不熟悉海军事务,舰队训练多由琅威理主持。他日夜操演,官兵请假离船甚难。在他的作风影响下,无人敢出差错。军中流传着“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说法。在其任内,北洋海军的训练水平达到了颠峰[84]。

然而后来由於内部意见不同,说洋人不懂中国国情,矛盾愈积愈深,最终由于一件意外的纠纷,导致了琅威理于1890年6月愤而离职[85],终止了中英两国海军这一合作,英国拒绝再派军官训练北洋海军,也拒绝中国留学生再赴英国学习。琅威理走后,北洋海军由丁汝昌接管,军纪乃由严转弛。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法制国度,没有一套总的管理理念,统治管理靠的是领袖的人格魅力,治军更是如此。精良的军队靠的是将领的才能风格,一些部队甚至冠以领导将军的名字,使敌人闻风丧胆,如杨家将、岳家军、戚家军等。即使到了近代黄兴领导的武装起义,还高举“黄兴到”的旗帜。解放战争时期的 “刘邓大军” 都是明显的例子。

中华民族这种人性化的管理 (讲情面,讲法外情),在丁汝昌接管北洋海军后也就体现出来。因为是中国人管中国人,军官副将都是老乡亲戚朋友。这样一个人性化管理体现在北洋舰队上,使北洋海军染袭了过去中国军队那一套裙带关系,所谓 “上阵要靠父子兵,打仗还需亲兄弟”, 多数管带(舰长) 让自已的亲戚、朋友担任其舰船的文案、支应委员官(会计) 等职位, 培养自已的私党[86]。   北洋舰队在人事管理方面旣存在许多弊端, 士兵的日常生活中恶习也不少。 玩忽职守,演习是做戏。平时在操練活动中极不活跃, 个个士气低下, 纪律松散。 这支由西方新式装备包裹着的舰队,骨子里仍是一支传统的家族式封建军队,整个体系还是旧的。[87]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是骑兵将领,对海军,尤其是按照西方近代化标准建设起来的北洋海军的管理,不甚精通。他上任后,虽然极力学习海战知识,但亦有限。丁汝昌在烟台、威海置有房产,出租以赢利,还在家里蓄养歌妓,生活骄奢淫逸,甚至发展到了和部下方伯谦“共溺一妓”的程度。[88]

在这样的领导风气下,北洋海军在赶走了精明能干的英国顾问琅威理后,舰队的训练水平也随后落入低谷,迅速走向堕落之路。“济远” 舰管带方伯谦也在威海购置多处房产,他的两个太太忙于做生意。一些下级军官竟相仿效,中饱私囊。本来按规定,海军将士不得离舰上岸夜宿,但在这种上行下效影响下,有一半的人不在岗位。水兵们仍然脱离不了嫖娼、吸食鸦片与斗殴的恶习,以至於由于北洋舰队的驻节,导致了烟台、威海等地娼妓业的空前发展[89]。

不仅如此,更令人惊讶的是: 一些北洋官兵竟然以军舰载客, 利用军舰豁免权,从朝鲜向国内走私“高丽参”赚钱。舰队平常训练亦敷衍了事,每逢军事演习,辄预先设定标靶,从而制造“百发百中”的效果,以便向上级邀功。[90]士气涣散至如此地步,一旦中日启畔,北洋海军怎能与朝气蓬勃的日本海军相抗衡?

北洋海军管理混乱,纪律松懈,从1886年在日本发生的 “长崎事件” 及1891年的 “主炮晾衣” 这两件事情上,很能说明问题。

1886年8月10日,丁汝昌率领北洋海军“定远”、“镇远”、“济远”和“威远”等四艘军舰抵达长崎港[91]。8月13日,北洋水兵上岸,前往长崎一家妓馆寻乐,不知何故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结果一名日本警察被北洋水兵刺重伤。两天后 (8月15日) 舰队放假,又有数百北洋水兵上岸观光,遭到早有准备的日本警察的袭击,长崎的市民也加入围攻北洋水兵,结果北洋水兵当场被打死5名,重伤6名,轻伤38名,失踪5名。而日本警察也有1名被打死,伤30名,一些市民也受了伤。北洋水兵回到军舰上后,将炮口对准长崎,引起日本全国上下的恐惧。

此事结果由国际法庭判决,在重炮威逼下,日本向中国赔款道歉,这就是著名的“长崎事件” (日本文献记为 “清国水兵暴行”事件)[92]。   “长崎事件”激发了日本举国, 上至天皇,下至民众对北洋海军产生反感和抗拒的心理,甚至激发其对大清的敌忾心。从此“一定要打胜‘定远’”,成为日本海军的流行语,甚至连小学儿童游戏,也把孩子分为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进行捕捉“定远”、“镇远”的战斗游戏。[93]

因嫖妓而引起冲突,虽是小事,但也反映了北洋海军军纪松散,士兵骄横。李鸿章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94]。把“定远”、“镇远”送到日本修理,本来就含有威慑的意图,却没想到竟发生“长崎事件”,从而刺激了日本人的民族心理。

“长崎事件”发生五年后,1891年6月26日,循日本政府之邀请,北洋海军“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六舰再度访日。这次停放的地点是横须贺军港 (Yokosuka Naval Base)。1891年7月8日《东京朝日新闻》以“清国水兵现象”为题,报导了观感 : “登上军舰,首先令人注目的是舰上的情景。以前来的时候,甲板上放着关羽的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之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

而今,不整齐的现象已荡然全无;关羽的像已撤去,烧香的味道也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惟有服装仍保留着支那的风格,稍稍有点异样之感。军官依然穿着绸缎的支那服装,只是袖口像洋人一样饰有金色条纹。裤子不见裤缝,裤裆处露出缝线,看上去不见精神。尤其水兵的服装,穿着浅蓝色的斜纹布装,几乎无异于普通的支那人。只是在草帽和上衣上缝有舰名,才看出他是一个水兵。”日本记者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然而有经验的日本军官却看到了北洋舰队的缺陷。[95]

当时日本海军军官东乡平八郎 (Togo Heihachiro 1848-1934) 也是从英国学习海军回来的,他与北洋海军将领刘步蟾有同学之谊。当他视察“济远”时,看到舰上各处殊不清洁,炮管里没有擦干净, 一摸就是一把灰,甚至主炮上像洗衣坊一样, 还晾晒着水兵的衣裤[96]。他认为主炮是军舰的灵魂,对于军舰灵魂如此亵渎,而来往的军官们却熟视无睹, 说明北洋舰队在军械保养以及军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可见这是一支没有纪律的军队,是很容易可以被击灭的。

有些学者认为“主炮晾衣”说未必可信,因为军舰主炮悬空,不易晾衣[97]。但笔者认为,晾衣的地点在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是否有这回事?   笔者在中国工作多年,时常发现这样的现象: 中国人求知慾强,有很好的学习精神。开始向西方学习时,可以不惜重本,在硬件上狠下功夫。但又因民族的自尊,学习差不多就可以了,因此在软件的后继培训上往往跟不上。

北洋海军虽号称“亚洲第一舰队”,拥有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其威力类似今日核动力航空母舰。但疏于管理,尤其缺乏对中下级海军将士素质的后继培训,造成上述《东京朝日新闻》所报导的“清国水兵现象”是完全有可能的。就如一些星级宾馆,虽硬件设备一流,但服务态度其差的道理一样。目前停放在威海,于2005年4月以一比一复制,供游客参观的“定远”舰,[98]才几年时间就有维修管理不到之处。将今论古,正也说明了疏于软件培训及设备维修的管理理念,至今犹然。《东京朝日新闻》所报导的实有其可信度。

或许出于不愿“崇洋媚外”的民族自尊,北洋海军原有的英国顾问琅威理被排挤。反观曾作为日本海军顾问的英格斯上校(Colonel Ingalls),日本海军可说是由这位来自英国的海军顾问一手训练起来的。英格斯回忆说,他在日本服役时,日本政府曾封以贵族衔,使他能有足够的权力和地位与日本高级将领接触。当日本认为有理由独立行走时,英国人便体面地告退。

日本“坚持走着他们在英国的指导下踏上的道路,他们不仅使舰队保持着英格斯离开时的面貌,而且还更趋完善” [99]。   这两位同是来自英国的顾问,分别在中日两国的海军中服务,他们个人不同的际遇,是否已为日后甲午海战两国的胜负,埋下伏笔?

反思之二 : 设备维修 (maintenance concept)

前文述及,北洋海军成军之际,为了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朝廷每年拨款200万两白银作为经费,还从国外购置军舰,比如“定远”舰就是向德国伏尔铿造船厂(Aktien-Gesellschaft Vulcan Stettin)订购的,排水量7335吨,主炮口径305毫米,在硬件上,“定远”可说是“亚洲第一舰”。[100]   设备维修对这样一支近代化的舰队至关重要。设备维修不仅是对原有军舰设备部件 (components) 的维护检修,包括例常维修 (routine maintenance),周期性维修(cyclical maintenance)与预防性维修 (preventive maintenance),更涵括了对军舰设备的更新 (renewal of facilities),甚至添购新的军舰,以保持与时并进的军备设施,提高舰队的战斗力。

然而,北洋海军长期缺乏维修,更准确地说是没有维修的概念 (maintenance concept), 有些洋顾问因此辞职。根据英文报章《字林西报》 (North China Daily) 1894年10月18日的报导,“济远”舰的“管机西人”,即德国人哈富门 (Gustaff Hermann Hoffmann) 因为“济远”舰的损毁被马虎地维修,他不愿意再跟随如此境况的“济远”舰,所以“跟济远舰结束了关系”,离开了服务约7年的北洋海军。[101]

尤有进者,北洋海军原有每年200万两白银的拨款,清政府从来就没给足过。实际上, 北洋海军每年能够收到的只有100万两上下,但其每年需要的开销约为177万余两, 根本无力支付。[102]颐和园工程用去海防经费约为库平银860万两,另外三海工程 (即慈禧归政后颐养之地南海、中海、北海)用去海军经费也有库平银440万两, 两项合计达1300万两。当时, 北洋海军的主力是购自英、德的7艘战舰, 共花银778万两。如果能将园工用款用于购置新舰的话, 那么, 差不多可以再增添两支原有规模的北洋舰队[103]。从1888年成军到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北洋海军竟然一艘军舰都没有购买。因军费不足而使舰队设备近代化的程度,落后于日本近7年。[104]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早已决定从1883年起,将酿造业,烟酒业税收2,400万日元作为海陆军军费,连续8年建造军舰。明治天皇更发布诏勅,甚至节省宫中费用, 拨内帑以为造舰经费,要不惜一切代价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105]正是在这样的动力下,日本国民纷纷捐款捐物,完成了海军扩展计划,其中包括专为对付北洋海军“定远”、“镇远”铁甲舰而购买的“吉野”(Yoshino) 与“浪速”(Naniwa) 这两艘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在往后的海战中,这两艘巡洋舰成了北洋海军的尅星[106]。到了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海军急速扩大,其快射炮以及船舰的行驶速度均超过了北洋海军。

相比之下,在中日海军竞赛的关键时期,北洋海军的建设却松懈下来。[107]由于北洋海军看起来己成军,用李鸿章的话说 : “就渤海门户而言,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即以渤海湾为重点的防御体系已初步形成) ,[108]并没有意识到海军是一个需要连续投入、不断更新的军种; 加之慈禧太后的 60大寿庆典、光绪皇帝大婚典礼、黄河河工等巨额开支,清政府的财政异常拮据。1891年,户部更决定暂停南北洋舰队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这一决策,使清国海军的发展停顿了下来,也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

北洋海军军费是否充裕? 颐和园工程是否挪用海军军费? 至今仍为学术界讨论热点。不过,从当时舰队内部的腐败程度和管理机制的层面看,北洋海军即使军费充裕,再多添购几艘铁甲舰,是不是就可以打败日本的联合舰队?笔者认为答案未必是肯定的。   经费不足,没有添购新的军舰,这些因素大大地减低了北洋舰队的战斗力。甲午战争前夕,鉄甲舰 “定远”、 “镇远”和巡洋舰 “济远”服役都将近10年, 巡洋舰 “经远” 、“来远”、 “致远” 、“靖远”将近7年。长时间高强度的使用,对军舰的锅炉系统产生极大的损坏,使军舰的速度变慢。丁汝昌曾向李鸿章多次申请大修,更换锅炉, 李鸿章也多次向清政府申请,均无下文。

战舰长期缺乏维修,一旦战争爆发,船身容易震裂。譬如“扬威”、“超勇”两艘巡洋舰是1880年下海的陈旧军舰,舰龄已达14年,老蚀不堪,速度迟缓,一开炮就震得炮上的铁锈纷纷落地。黄海海战中,日舰四艘快速巡洋舰集中火力攻击,“扬威”、“超勇”先后中弹起火后沉没。[109]这就是平时不保养、不检修所造成的后果。

反思之三 : 实战经验 (practical experience)

接下来要谈的是实战经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陆军大国,陆战经验丰富,但缺乏海战经验。在历史上,陆战罄竹难书, 海战则屈指可数 (如赤壁之战,鄱阳湖大战等) 。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系陆军出身,他与李鸿章同乡,都是安徽合肥人。丁汝昌早年可能是长江水师 (附属刘铭传的铭军) 的军官。其后水师改为马队, 丁汝昌又成为骑兵将领。 因此, 丁汝昌是以骑兵将领称著, 但他的水上经历, 在淮军将领中却极为罕见, 所以被委为海军提督,[110] 职务类似今天的海军司令。[111]北洋海军由骑兵将领统领, 有些历史学者因此责怪李鸿章用人不当,李鸿章当然不能回避这个责任。但丁汝昌在甲午海战到底有什么影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及其上级领导的战略思想与理念。

上文所述,丁汝昌接管北洋海军时已年逾不惑 (时年52),没有近代科学的基础,更不懂英文。试想: 一个骑兵将领,带领一支西式军备包装且满脑子封建思想的中世纪军队,可以打赢19世纪的海战吗?[112]我们只要比较一下当年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所留下的历史照片,就不难发现日本海军不论从士兵的军服、仪态、气势等方面,更给人予深刻印象。

李鸿章把这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的命运寄托在一位骑兵将领的手里,一旦战争失利,“一死以报君恩”,其悲剧结果,实非意外。虽说“在海军创建初期,出现以外行统领海军的情况即断言为失误,未免有失公允”,[113]然而当年中日关系已吃紧,国际风云瞬息变幻,战事一触即发。更何况日本早有准备,北洋海军面对的是一支训练有素,觊觎中国己久的精良舰队 !

李鸿章虽然是推行洋务运动的北洋大臣,但对海战具体观念的理解,非常有限。李鸿章的基本主张是“陆战为主,海战为辅”,深通洋务的他也没有意识到19世纪已经是海洋的时代,[114]海军战略早已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显然他缺乏通过舰队决战的方式,争夺制海权的作战思想。

就是这种思想,构成了“避战保船”的政策,朝廷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游离摇摆,没有做好战争的具体筹备。另一方面,日本早己有随时作战的决定。在明治天皇的《日清两国宣战之诏》中鼓励部下 “赖汝有众之忠实勇武,而期速克平和于永远,以全帝国之光”,诏书显得霸气十足; 而此时光绪皇帝的宣战《上谕》却说: “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暴露了清政府直到战争开始,仍然没有做好准备的窘态,很不情愿地匆匆上了战场。[115] 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罗伯特.赫德 (Robert Hart 1835-1911) 也说:“对于战争毫无准备,实在令人可惊 !”[116]。

北洋海军没有实战经验,李鸿章也承认,他说:“各船管带由学堂出身者,于西国船学操法固已略知门径,而战阵实际槪未阅历,必得久经大敌者相与探讨砥砺,以期日起有功,缓急可恃” 。[117]

中国留学生没有实战经验,当时的日本也没有实战经验。然而日本毕竟是岛国,有渊源流长与海洋为伍的历史背景。明朝中叶以来,日本就能跨海作战。远赴中国东南沿海骚挠的倭患,读史者早已耳熟能详。[118]而明朝却是实施海禁,“片板不许入海” [119],中国内陆文化一旦与朝气蓬勃的海洋文明相碰撞,其结果可想而知。

八 中日海军的较量

近代中国海军人才的培养,始于马尾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1866年在船政大臣沈葆祯 (1820-1879) 的主持下于福州设立,初建时称为“求是堂艺局” 。[120]差不多与马尾船政学堂创办的同时,日本也在广岛县濑户内海南端的江田岛设立海军学校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al Academy) 。[121]所不同的是这两所学校的训练方式。

船政学堂分为前后两学堂。前学堂为“制造学堂”,目的是培育船舶制造和设计人才,设有造船专业,优等生被派往法国学习深造。[122]后学堂为“驾驶学堂”,旨在培养海上航行驾驶人员和海军船长,主要专业为驾驶专业。以后增设了轮机专业,[123]学习优异者选送英国留学。1867年为了培养工程绘图人才,在前学堂内附设“绘事院”。1868年又在前学堂内增设技工学校(艺圃),培养技术工人。艺圃的艺徒半天上课半天学习,学习期限3年,毕业后择其优者随“前学堂”学生赴法国各大船厂实习,其余分配于船政各厂。

根据当年洋人留下的笔记,船政学堂的学生性格内向 ; 而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的日本学生在学习近代海军战术、技术、西式外交礼仪的同时,其日常训练和管理也特别严格甚至残酷,并且非常注重武士道精神教育,突出忠于天皇和侵略扩张意识。这种教育被称为“江田岛精神”,它是日本海军的精神支柱。江田岛海军学校为日本海军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通过严峻的军训,使日本海军可以在任何恶劣环境下生存。[124]将来中日开战,结果仍见明晓。

没有实战经验,平时的演习操练又流于形式,于是海战一旦开启,就注定了北洋舰队不可能发挥有效的作战能力。北洋海军主力舰最初排列成两列纵队,而后以舰队中的两艘主力舰“定远” 、“镇远” 为核心,其他各舰分别往两翼变阵展开,形成了一个略似人字型的横队,并最终以这个阵型与排列成单纵队的日本联合舰队展开激战。[125]

採取这个阵型与日本联合舰队开战, 最关键的因素就是航速。 北洋舰队必须赶在日本联合舰队的纵队出现在自已正前方的最佳时刻, 及时冲锋、靠近、通过近距离肉搏一般的撞击战,以弥补北洋舰队在航速、火炮型号等方面的劣势。

可是北洋舰队参战军舰舰龄老化, 锅炉接近报废, 用的又是劣质燃煤,竭尽全力也无法获得需要的高航速。如此一来,当1894年9月17日中午12时50分发现日舰的第一游击队正以高速度向已方右翼运动,很快就要脱离发起乱战的最佳目标区时,北洋舰队旗舰 “定远” 乃于6000米的远距离,首发主炮攻击正在驶离目标区的日本第一游击队, 揭开了大东沟海战的序幕[126].

海战开始不久, 丁汝昌就在飞桥 (flying-bridge或称舰桥) 上受伤。[127]由於丁汝昌在战前没有明令指定代理指挥人或旗舰,[128]即没有“作战指挥链”(operational chain of command) 的机制,因此当他负伤后,已来不及采取任何补救措施,整个舰队立即失去统一指挥,各舰怕违抗命令,没有及时分兵对付日本两个分队的战术,终于被日本击败。

军舰缺乏维修,丁汝昌负伤失去指挥职能,各舰协调不一,整个舰队处于群龙无首而各自应战的被动局面 ; 管理不当,没有“作战指挥链”的机制,平时把训练当儿戏,凡此种种,于是又出现了在海战中令人啼笑不得的场景。

当时日本海军大臣桦山资纪 (Kabayama Sukenori 1837-1922) 乘坐代用巡洋舰“西京丸”(Saikyo Maru) 随行督战。[129]1894年9月17日午后2时40分桦山资纪乘坐的“西京丸”被划出阵外,遭到北洋军舰“平远”、“广丙”及鱼雷艇“福龙”号的包围。

北洋军舰用猛烈的炮火向“西京丸”轰击(当时北洋海军并不知晓此为桦山资纪的座舰,而误判为日本的运兵船),“西京丸”中弹起火,同时北洋舰队鱼雷艇(雷击舰)“福龙”号逼近“西京丸”,于400米处连发两枚鱼雷,第一枚偏右,被“西京丸”舰首犁出的浪花改变了方向,未中; 第二枚从“西京丸”舰尾3米处擦过,亦未中 ;接着“福龙”号又于40米处右转,用艇尾的旋转鱼雷管射出最后一雷,但鱼雷却从“西京丸”舰底钻过,由右舷逸出,又未击中,桦山资纪逃过一刼,绝尘而去。[130]   为什么连发三枚鱼雷,尤其是致命的第三枚鱼雷, 在如此近距离亦未能击中“西京丸”呢? 原来是鱼雷的设定深度 (定深) 搞错了。 [131] 倘若不是平时训练流于形式,当不致发生这样的现象。假设黄海海战中能击毙日本海军大臣,历史可能改写。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九 结 语

甲午战争失败,使千百万中国人民椎心泣血。中国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往往喜欢打悲情牌。甲午海战前的种种缺憾,是为埋下战后国耻的契因。一旦战争爆发,颓败之势必不能避免。于是就以邓世昌等一批爱国将领的鲜血作垫底,挽回民族的尊严与颜面,固然悲壮伟大,实属可悲! 读史者只看到邓世昌的英勇壮烈,杨用霖的军人气概,[132]丁汝昌的无奈,却掩盖了此事件背后更值得反思的问题。

甲午海战失败后,在接下来半个世纪的悠长岁月中,中国再也没有能力建立一支与北洋海军相媲美的舰队了。这局面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改观。[133]

不知是否是历史的巧合,就在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之际, 2009年4月20日至23日,一场展示各国海军共同构建“和谐海洋”决心的海上大阅兵,在青岛附近的黄海海域展开。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多国海军检阅活动。有来自14个国家的21艘海军舰艇参加此次盛典。中国海军于此阅兵式上,展现了自已的海军实力。[134]

         2009年12月7日,中国海军东海舰队舰艇 “舟山”号导弹护卫舰, 在圆满完成赴亚丁湾、索马利亚海域执行护航任务后, 应邀抵达新加坡进行为期3天的友好访问。访新期间,中新双方海军官兵互相参观舰艇、进行护航经验交流等一系列活动。这是东海舰队舰艇首次访问新加坡。此次访问,距最后一次北洋舰队来访时,历史又过去了115年! [135]

原载 <<南洋学报>>,第65卷 (新加坡: 南洋学会, 2011年8月), 页 17-61
转载自柯木林先生新浪微博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e4db230100vz5n.html

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1] 有关中国近代海军之研究, 日本学者田中宏巳的 <淸末海军的消长(一) 、(二) 、(三)>, 载《防卫大学校纪要》(第63、64、65辑), 1991年9月、1992年3月、9月一文, 是至今为止, 对甲午战争以前清朝的舰队, 尤其是北洋舰队的创建过程, 作出详细论述的唯一论文. 该论文打破中国学界认为北洋海军于1888年成军的说法. 提出1879年自英国购入 “龙骧” 等四艘炮艇后, 北洋海军就编成了一支舰队, 这一年应是成军之年. 之后则为北洋海军增强其实力的时期. 至1888年, 北洋海军停止扩建活动, 实力达到最强盛. 如果兼顾到拥有人才的状况, 则总查琅威理(Captain William Metcalfe Lang 1843-1906)在职期间, 及其所发挥的作用等,1890年是为其顶峰期.—. 资料引自冯青, <甲午战爭前北洋海军的对日交流与日本的对抗性竞争>,《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册》(中国: 威海,2009年5月),页 152-170。
[2] 张序三,<海军是维护海防和海权的核心>,《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册》,页 3。
[3] 北洋舰队日常出巡任务极为繁重,每年都要执行从北到南,沿中国海岸线巡逻和宣扬主权的行动。其巡防区域最北端到海参威,中经朝鲜、日本各港口,最南端到达南海诸岛以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
[4] 《航海琐记》共四卷,是作者余思诒于光绪年间受命前往护送北洋舰队四艘巡洋舰返国,沿途所见所闻的详细实录,资料丰富而具体,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余思诒的生平事迹鲜为人知,笔者在1887年11月16日《叻报》新闻 “战船再述” 中看到有关余思诒的简介,弥足珍贵,兹录于后 : “查水部 (即余思诒,《叻报》作余易斋) 係江苏常州人,家世书香。而君幼诵儒书,即留心大局。三余之暇兼治扁鹊,青鸟家言;而于易义为尤精。咸丰间因助饷报效事,议叙以主事用。九年铨工部虞衡司主事。而君素饶大志,自束发受书时,即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因恥步司马长卿之后,因请假赴苏为从戎计。祇以堂有双亲,不欲君之远涉,因促归里。由是闭门潜脩者垂二十年。于读书事亲外毫无所求,既而封翁及太夫人相继寿终,君遂读礼家居。服闵后乃重至京师办理私事。旋经吏部告以铨选到班,君乃赴部销假供职冬曹。时光绪壬午年也。是时正在法燄披猖之际,君满腔热血,即拟奋袂从戎。因恥奔竞之风,乃上疏条陈时弊; 并上书当道痛陈利害,一时见者莫不知为识时务之豪杰。当时中国各报竞将君稿登录报中,海内之人,无不知君之名者。去岁刘芝田廷尉奉使英俄,知君之才,因奏调出洋用,资臂助现在致远等船报竣,而中英缅甸之约又己议成,故特委君赉送约章并护送诸船回华缴纳也。海忠介谓读书不务科名,为学须求实用,君其有焉 ”
[5] 陈育崧, <甲午前夕北洋水师访问新加坡记>, 《天马杂志》(新加坡 : 天马杂志社, 1966年8月15日),第2期, 页8-10。
[6] 孙建军, <北洋水师三访新加坡> ,《威海晚报.刘公岛之声》(2009年4月7日)
[7] 清朝创建与发展海军, 有一个过程. 当时的 “海防” 主要以防御自南方海上入侵而来的敌人为其目的, 所以海军建设的重心也置放于南方, 即呈现所谓 “重南轻北” 的现象。1866年7月, 清廷设置福建船政局, 开始了创建近代福建、广东海军的历程。 1870年代初, 中国近代海军的嚆矢—闽粤海军得以成军。1870年中叶以后,在以往的西洋诸列强之中, 又增添了日本这个新敌人。为了对付日本这个来自东方海上的新威胁,作为近邻又是永久之串的紧张感,日本於是成了中国海军的假想敌, 也是建设北洋海军的推动力。 筹建一支强有力的海军, 以对付日本的海上之敌, 便成为清政府的当务之急。在这种背景下,清政府遂决定构筑拥有北洋、南洋、闽粤三支海军的防卫体系。作为中国近代海军代名词的北洋舰队的创建, 因此得以实现。 1880年7月11日, 清政府发布《建造鉄甲舰令》。 同年底, 向德国伏尔铿造船厂(Aktien-Gesellschaft Vulcan Stettin) 订造了 “定远” 舰(7430吨,1882年下水), 1881,1883年又陆续向该公司订购了 “镇远” 舰(7430吨,1883年下水)、 “济远” 舰(3055吨,1884年下水)。三舰同时于1885年10月12日抵达大沽,被編入北洋海军。“定远” 、“镇远” 两舰乃当时最新式且为亚洲第一巨舰。 从此, 清朝海军从沿岸防御阶段, 跨入了具备外洋作战能力的新阶段。 —参阅冯青, <甲午战爭前北洋海军的对日交流与日本的对抗性竞争> (同注1)。
[8] 铁甲舰是当时最先进的军舰, 每艘造价约163万两。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清廷亦曾花150多万两白银从英国购置15艘配置先进武器装备的舰艇。
[9] 所谓北洋海军经费,指的是根据清政府的划拨,用于维持北洋海军以及附设的学校、机器局、修理厂等机构的日常经费。根据笔者在虎门炮台的考察,北洋海军军舰多以此处炮台名称命名 (如 “威远” 、 “镇远” 、 “靖远” 等),或许是用以纪念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因海军衰弱,致使虎门被攻陷的历史事实。
[10] 洋员是清朝公文中对外国雇员的称呼,本来并没有褒贬的意味,但这个词在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中,却绝对是个带有贬义的词语。北洋海军到底聘请了多少洋员作为舰队的轮机员、炮术教官及各种实用技术教官等, 至今没有一个确实的统计数字。加拿大籍学者王家俭长期研究北洋海军洋员,许多北洋海军洋员资料均出自其手。洋员中如琅威理,马吉芬,哈富门等都是名气比较大的。在大东沟海战中,也有8名洋员参加海战。根据《叻报》新闻 “中日汇电” ( 1894年9月27日) 报导 : “ 经远一船则有西籍炮手尼高劳士(一作尼格路士,即英国人Nichols) 经已阵亡”(1894年10月23日,李鸿章向清政府奏请,增发尼格路士三年薪水,支付给其在英国的家人,作为抚恤); 而“镇远”舰的洋帮带马吉芬 (Philo Norton McGiffin 1860-1897) 在战后悲愤自尽,颇有专业精神。参阅 : —陈悦著,《沉没的甲午》(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2月第1版),页 187-201; —孙建军 ,<参加甲午海战的洋员都是谁>, 《大连近代史研究》(第5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版),页108-114。
[11] “公醼兵官”报导 : “…查战船诸公均深识英文英语,或曾在欧洲肆业,…故不惟深识西国文字语言,且于驾驶戎机均无不习之纯熟也…”, 《叻报》新闻, 1887年11月18日。
[12] 《北洋海軍章程》是以英国海军规制为蓝本而制定的, 共14款, 目前有多种版本传世。从《北洋海軍章程》规定中可知, 北洋舰队自提督以下设置了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经制外委等计315名各级人员. 但此时的北洋海军尚未导入近代的海军官阶制度。章程亦阐述了北洋海军船制、官制、升擢、事故处理、招考学生、俸饷、恤赏、工需杂费、仪制礼节、钤制、军规、简阅、武备、国旗、将旗、通语旗、水师后路各局等事项。这是中国第一个海军条令,规定得很具体,有些规定到今天还有用。比如,海军舰艇官兵不得到岸上住宿,只能在舰艇上居住。这些章程在世界上也是先进的。–参阅《北洋海军章程》, <中国船政文化网> (http://www.czwh.org.cn/ ) 及冯青,<甲午战爭前北洋海军的对日交流与日本的对抗性竞争> (同注1)。
[13] 北洋海军在世界海军排行榜上到底名列第几,至今研究学者还没搞清楚,有的说是第四,也有说第六,第七或第八的。本文不在此问题上纠缠不清。因为这 “世界海军排行榜” 到底依据的是什么标准,为何如此不能确定? 不过,当年北洋海军在亚洲乃首屈一指是无疑的。
[14] “战船再述” 《叻报》新闻, 1887年11月16日 。
[15] 根据 《叻报》 新闻 “战船坚利” (1887年11月15日) 报导,此次 “致靖经来四战船抵叻”,主要是为装添燃煤 : “因购办煤斤装载粮食等件,须暂为停泊…闻此四船须在叻暂泊约至十月朔日始行展轮东渡云 ” 又根据该报次日(11月16日) 新闻 “战船再述” 的报导 : “现查得 (四船管驾官)…至英德两国验收诸船驶回华海,而邓协戎 (邓世昌) 兼理营务处,以便督率诸船将弁并管理饷项以专责成; 而船中復派有提督衔英国教习龙军门 (琅威理) 同驶回华。盖缘诸船东归之际,沿途所过之埠要皆他国属土,诚恐诸将弁兵丁等人地生疎,于聘办煤粮等事或形未便,故派龙君同行以便沿途照料一切 ”,说明了邓世昌是此次舰队回华的主要负责人; 派遣英国教习琅威理同行的目的是为方便在“他国属土” “聘办煤粮等事”。
[16] 兹将《航海琐记》中的精彩描述摘录于下 (引文录自孙建军,<北洋水师三访新加坡> , 同注 6)   “二十五日 (1887年11月10日),晴,…正卿病渐瘥。丑正过马六甲灯塔。…巳初遥见新加坡,单鱼贯阵。岸上观者如蚁,土人则举手扬巾,华人则额手称庆。未刻停轮下椗。新嘉坡距岸约三海里,偕四管驾同拜领事左子兴太守名秉隆。晚,随员左树南请福如居便酌。亥刻回船。”   “二十六日 (1887年11月11日),晴,…早督船令各船晒晾衣服。午后偕四管驾拜英国总督。回至领事府闲谈,偕来远船管驾邱彪臣,在广东馆小酌。亥刻回船,知琅总理接丁军门电:奉北洋大臣李谕,新船至厦门与北洋水师同阵过冻等因。”   “二十七日 (1887年11月12日),晴,…早英国总督来答拜。午后登岸,绕市游一周,至吴丕球所开药店内少坐,偕薛骏卿、都雅村及靖远船中学生洪桐书、温朝义同在广东馆晚饭。洪、温两生亦天津学堂高材生也。亥刻回船。是晚,英国总督请琅总理及四管驾饭。”   “二十八日 (1887年11月13日),晴,…早四管驾至巫来由国苏丹府午饭,因昨日在英署同席面订也。左领事请晚酌,遂与琅总理、四管驾往。同席巫来由国苏丹、中国董事陈金钟、黄江永及各国领事皆络绎而至,英国总督辞未来。”   “二十九日 (1887年11月14日),晴,…午后登岸,乘铁道火轮街车至新闻馆,晤叶君季允,馆中之主笔也。…是晚,四船管驾公请于广东馆,同坐左领事竹林。亥刻回船。昨邓参戎赴巫来由国苏丹府宴,苏丹赠以巫来由国地图一帧,水陆地名皆详。亟按度抄录之。”   “十月初一日 (1887年11月15日) 甲申,早晴晚雨,…午后登岸,在领事府闲谈。近晚,偕四船诸君赴山芭树林园星坡众商董公宴。亥刻散,至码头,将唤渡回船,而船主邓正卿及方竹舫、解秀珊皆至。…未几,云高雨至,…及返而衣履湿透矣。   树林园者,坡之山芭地方,闽商游燕之所也。一路树木荫翳及园四维,花木中建洋式房屋一,分内外堂。是日,外堂张各种旗,中悬龙旗,左右列座皆华式。左设柜如西式,中西茶酒果饵皆备;正面扎高台,结彩悬灯,有广东女优演戏,台下陈西乐数十名,夹道皆悬灯。…是日,同座者巫来由国苏丹、中国领事、中国提督衔总理接船事宜琅威理及四船管驾、大副、二副、正副管轮及学生、文案、司事、医官、洋大副二副、洋管轮、洋翻译咸集,而主人则闽帮董事二品衔候选道陈君金钟为首也。是日,红顶缎鞋、服行装、操官音酬应宾官,为新嘉坡不数觏之盛会焉。”   “初二日 (1887年11月16日),晴,晚小雨,…早雇升火土人八名,分派各船,病故升火、水手甚多,故也。惟致远独无之。晚广东商人罗奇生独四船管驾夜宴,同席左领事竹林。   兵船例不准人窥探。四船抵新嘉坡,众商吁领事请船仰瞻新式,爰与琅总理、各船管驾商准,由领事给牌登船游览。于是,有人棹片舟往来各船间,日中至昃,纷纭不息者五日矣。较之江河竞渡尤为繁盛焉。”   “初三日 (1887年11月17日),晴,…辰初,督船有令起锚。午初开行,双燕行阵,船微宕,向东行。”
[17] “公醼兵官” ,《叻报》新闻, 1887年11月18日。
[18] “中国战船纪略” 《叻报》 新闻, 1887年11月14日 ; 又据该报次日(11月15日) 新闻 “战船坚利” 报导: “前日中国致靖经来四战船抵叻后…日来华人之赴船游观者实繁,有徒无不啧啧然,叹为中国海防利器 ”。
[19] 《航海琐记》“二十五日 (1887年11月10日)” 及 “十月初二日 (1887年11月16日) ”条陈。
[20] “ 公醼兵官 ”, 《叻报》新闻 ,1887年11月18日 ; 又 “漏述补登”亦记录了陈金钟当晚的谈话摘要: “我大清自开基以来二百余年,尊尚王道,乃日久而弱,故数十年来海疆多事。但有文事必有武备,惟今作始,必先治内而后外患不入,非一朝一夕可以为之夫!中国能自振兴,共享太平,自是朝廷之福,而我辈亦可共乐尧天。兹遇诸君皆抱異才,际遇风云,可作公侯千城之选,将来精忠报国,共勋昇平,敬望诸君有以尽欢于今夕也…”, 《叻报》 新闻, 1887年11月19日。
[21] 新加坡植物园有悠久历史,早在1822年就已具雏型。目前位于古鲁尼路 (Cluny Road) 的植物园,1859年始建,至今也有150年了–参阅 “Singapore Botanic Gardens”(http://www.sbg.org.sg/aboutus/ourhistory.asp)
[22] “英国大君主席斯百录”即英国首相 Lord Robert Cecil (1830-1903)。此公时常更换名字。 Lord Robert Cecil为其原名。1865-1868用的名字是Viscount Cranborne,后又改为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此公三度任英国首相(1885 – 1886,1886 – 1892 及 1895 – 1902)。北洋舰队访新时他在任上,当时所用名字是: Marquess of Salisbury 或 Lord Salisbury –参阅 “Robert Cecil,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 ,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Cecil,_3rd_Marquess_of_Salisbury) 。
[23] 《叻报》新闻 “公醼兵官” ( 1887年11月18日) 提及的 “本坡《浮理不来士西报》之採访人” 指的就是《新加坡自由西报》 (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 记者,可见当晚亦邀请了英文报人参与其盛。   《新加坡自由西报》 系继《新加坡纪年报》 ( “The Singapore Chronicle” ) 后的第二家英文大报,1835年10月1日由William Napier 与 G. D. Coleman, Edward Boustead 及 Walter Scott Lorrain联合创办. 1869年曾一度停刊, 1884年由Charles Buckley再度复刊直至1946年为《海峡时报》( “The Straits Times” )收购. 1962年并入《马来邮报》( “The Malay Mail” ), 至此《新加坡自由西报》遂不复存在矣 . 参阅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by Thulaja, Naidu Ratnala , written on 1997-09-29,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 Comments on article: InfopediaTalk (http://infopedia.nl.sg/articles/SIP_88_2005-02-03.html)
[24] 《航海琐记》 “十月初一日 (1887年11月15日) ”条陈。
[25] “公醼兵官”, 《叻报》 新闻, 1887年11月18日 : “(琅)军门系英人,不讲华语,因以英语略申已意毕,更托致远战船管驾官邓正卿参戎(邓世昌)代操华语向诸君称谢…未几,琅军门因政躬稍为弗豫,遂离席与辞先返。而诸公乃陈醼尽欢至夜分三点钟时而后散…” 当晚, 琅威理致辞内容是这样的 : “中国海军已有自行操纵船炮之能力,欧人动谓中国之管驾官如无西人以辅之,即不能驾驶,则属偏见。实际中国各管驾才干甚优,现在中国、高丽一带战舰均由华人自行驾驶,并无西人在内。…中国海防已渐加强,旅顺口一带实为天险之区。现中国正在建筑炮台以资防守,是则不惟一国之船难以攻入,即合二国之船,亦恐无奈之何。以俟中国各口均已次第整顿,严设守御,将来敌船若攻中国恐有甚难,盖十年前中国与今日之中国大有不同。若再阅十年二十年必可与各大国争雄于天下也。中国情形,先如睡而后如醒,整军经武,昼夜不遑,而其存心非欲结怨于人,抑或食人土地也。不过欲以自强起见,保护吾民耳 ” 。–琅威理致辞录自<北洋水师三访新加坡>, 同注 6。
[26] 根据《叻报》 新闻 “醼宾补述” (1887年11月19日)报导 : “…去月廿七日 (1887年11月12日) 为   叻督施制府延请诸员。自琅军门以下诸船管驾等均至赴席… ”。 文中提及的 “叻督施制府” 指的就是   当时的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总督丝丝金文泰史密爵士(Sir Cecil Clementi Smith 任期:1887-   1893) ,与《航海琐记》 “二十七日(1887年11月12日)”条陈吻合。
[27] 《叻报》 新闻 “柔王谒客” (1887年11月18日) 报导: “ 初一日(1887年 11月15日),柔佛苏丹率同其参政大臣至中国 “靖远” 战船中拜谒琅军门并管驾等各员。因览诸船大加叹赏,叙谈良久而后与辞。该战船即升炮二十一门致送,盖以王礼待之。故王心甚为欢惬也 ”。又《航海琐记》“二十八日 (1887年11月13日) 条陈” 述及 “四管驾至巫来由国苏丹府午饭” 与 《叻报》 1887年11月19日新闻 “醼宾补述” 报导的“二十九日 (1887年11月14日) 柔佛苏丹为东道主人设筵相欵 ” 有出入。笔者认为应以《航海琐记》所载为准。在 “苏丹府宴”一事上,《航海琐记》连续两天 (11月13与14日) 记录此事,应该不会有误笔。 “苏丹府宴” 应是11月13日, 而不是11月14日. 当年的柔佛苏丹即阿布峇卡(Abu Bakar ibni Daing Ibrahim 1833 – 1895)。
[28] 《航海琐记》 “二十九日 (1887年11月14日) ”条陈 : “乘铁道火轮街车至新闻馆,晤叶君季允,馆中之主笔也”。文中的“新闻馆”,指的就是《叻报》馆,当年馆址设在源顺街25号 (今直落亚逸街 Telok Ayer Street)。《叻报》是新加坡乃至全东南亚最早以报纸形式出版的华文日报,创办人为薛有礼。从1881年12月(光绪七年)到1932年3月,足足维持了51年的悠长岁月。叶季允主《叻报》笔政凡四十年,鞠躬尽瘁,殊为难得。《叻报》之所以能维持这么长久,叶氏实有莫大功绩。—参阅柯木林,“叶季允任主笔期间的《叻报》”,载柯木林著,《石叻史记》(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8月第一版),页81-90。
[29] 《叻报》1887年11月17日 新闻 “冠裳盛会” : “廿九晚 (1887年11月14日) 中国驻叻领事官左子兴太守 (左秉隆) 特设盛筵邀请船中执事各员,并延叻地官绅醼集。计与宴者为柔佛国苏丹,中国委员总理接船事宜提督衔琅威理副将衔补用,参将致远战船管驾兼管营务处并理支应饷项事邓世昌补用,都司靖远战船管驾叶祖珪补用,都司经远战船管驾林永升补用,守备来远战船管驾邱宝仁,中国驻英使署随员委派护船蹇约事宜工部主事余思诒,四船营务处文案方履泰,美利坚、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日本各国驻叻领事官,本坡华绅则为二品衔补用道新嘉坡甲必丹兼充暹罗驻叻领事官陈金钟…及中国驻叻副领事官补用县丞左棠。主客德国驻叻领事官,能解华言粤东上海土音,皆惟妙惟肖,而于京都之语,为尤精…是夜之会由七点钟开席,九点钟撤筵至十点钟时,诸宾始散。是亦可见一时冠裳之盛会矣,爰志之!”
[30] 左秉隆的《勤勉堂诗钞》(新加坡:南洋历史研究会,1959) 卷四,页 113的七言律诗 “中国新购铁舰抵坡喜而赋此” 这样写道: “喜见王家神武恢,新从海外接船回。龙旗如面握云日,鱼艇中心伏水雷。自古成功多用众,由耒豪举总轻财。圣朝自备防边策,分付鲸鲵莫妄精”。由于北洋舰队曾经三次访问新加坡 (1887,1890 & 1894),何以证明此诗为是次访问而作 ? 翻阅1887年11月14 日的《叻报》报导 (“中国战船纪略”) : “查英厂所制二船曰致远、靖远 ; 德厂所制二船曰经远、来远,是皆在欧洲交割,升竖中国龙旗,并有鱼雷快船一艘,麾驶而来… ” 与左诗中 “鱼艇中心伏水雷” 的陈述一致。1890年4 月访问新加坡时的北洋舰队共六艘,并没有 “伏水雷” 的报导 ; 而1894年3 月北洋舰队最后一次耒访时,左秉隆已不在任上。按常理说,1887年11 月乃北洋舰队首次抵达新加坡,左秉隆心情激奋而作此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31] 柯木林,<我视新洲成旧洲: 左秉隆与新中关系>,《南洋学报》,第63卷 (新加坡: 南洋学会,2009年12月),页 109-130
[32] 陈育崧,<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 ,载《勤勉堂诗钞》(新加坡:南洋历史研究会,1959),页1-9; 又据《叻报》新闻 “冠裳盛会” (1887年11月17日)的报导 : “予 (指余思诒)…在案头所见 “会贤社” 课卷数十本,实不意叻地文风有如此之盛也!” 可见当年新华社会在“会贤社” 倡导下,文风颇盛。
[33] 柯木林,<豆腐街昔日繁华今何在>,载《石叻史记》,页234-236。
[34] “长崎事件” 后, 清朝与日本签订《中日两国军舰管理规定》,其内容规定两国军舰停泊对方国家港口之际, 需先访问当地地方官, 遵守当地警察、卫生、检阅规则等, 并限制登岸军官、水兵的人数, 及滞留岸上的时间等.
[35] 根据《叻报》新闻 “公醼兵官” (1887年11月18日) 的报导 : “诸战船本年须至厦门度岁,盖因北洋现已冰河,不能前进,须俟来春解冻后,始至北洋也” ; 又据《叻报》“战舰启行” (1887年11月19日) 的新闻,与《航海琐记》“二十六日 (1887年11月11日)” 条陈中 “琅总理接丁军门电:奉北洋大臣李谕,新船至厦门与北洋水师同阵过冻” 相吻合. 再对照1887年11月16日的《叻报》新闻 “战船再述” ,均确定舰队离新前往厦门也 : “…查此诸船之统带官为北洋水师统领丁禹廷军门。现在诸船接悉电谕,谓该四船年内可以无庸趋至北洋,即在厦门度岁。而丁军门刻已率北洋诸战船驶至厦门。候此诸船到厦之时点验后,即行会操。须俟来春解冻时始赴北洋驻扎。盖此四船均拨归北洋, 为丁禹廷军门统带也…”
[36] 戚俊杰,<丁汝昌年谱> ,载《甲午期刊》 (威海: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2009年9 月),第3期 (总第34期),页 13。年谱记录此次访新军舰五艘; 而马幼垣的 <福州船政教习曾锦文传奇> 一文 (载《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册》,页127 -135) 却说是7艘。这里根据《叻报》 1890年4月7日报导 ( “中国战船抵叻情形续录”) 应系六艘军舰,即:“定远”、“镇远”、 “致远”“济远”、“ 经远”、“来远” 六舰; 而1890年4月4日《星报》 新闻 “中国战船来访” 的报导,也是六艘军舰。
[37] 陈育崧的 <甲午前夕北洋水师访问新加坡记> 一文说 “北洋舰队的第一次访问星洲,是在1890年4月4日”,实误。根据《星报》 新闻 “中国战船来访” (1890年4月4日) 此次抵新日期应系1890年4月3日 (星期四)。
[38] <观中国巡叻战船有说>, 《叻报》社评, 1890年4月8日。
[39] 当年新加坡市民拥向参观北洋舰队的红灯码头即今 Clifford Pier (克力福码头) 的俗称,其前身Johnston’s Pier (荘士敦码头),1854年初始建,1856年3月竣工,用以纪念新加坡开埠先驱史丹福莱佛士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 的友人Alexander Laurie Johnston . Johnston’s Pier就是《叻报》中提及的 “然申码头” (见1890年4月8日《叻报》报导 “中国战船抵叻情形三录”)。 此码头于1933年7月折毁后,由Clifford Pier取代。Clifford Pier係新加坡著名建筑商 “和合” (Woh Hup Pte Ltd)所建,目前是国家保护古迹, 己改为五星级宾馆–参阅 “Clifford Pier: A story of a Demolished Pier” by Dhoraisingam S. Samuel (http://www.streetdirectory.com/travel_guide/singapore/historical_sites/46/clifford_pier__a_story_of_a_demolished_pier.php)
[40] 根据《叻报》新闻 “中国战船抵叻情形三录” (1890年4月8日) 报导: “船中诸公以在船中住居已久,故抵叻之后多居行馆,得以舒散襟期。而丁禹廷军门车驾则由左子兴都转,暂借本坡华绅李君清渊别墅为停骖之所…良军门则在本坡大酒店为居停”,可知丁汝昌与琅威理在新加坡时,并未同住一处。李君清渊别墅即振裕园 (Mandalay Villa) , 参见注 61。
[41] 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年11月第1版),页 50
[42] “中国战船来访”, 《星报》新闻 ,1890年4月4日 ; 又《叻报》新闻 “中国战船抵叻情形续录” (1890年4月7日)亦有详细记载 : “当诸舰抵叻之时,因诸事匆忙,是以中国驻叻领事官左子兴都转尚未到船拜谒。迨至翌日十五早八点钟时,始经丁禹廷军门派有差官至“大清国领事府署”,以接左子兴都转暨副领事官左树南大令至战船中会晤。暨商办煤粮等事,并由禹帅预拨小轮船一艘,以备都转诸公乘坐。相见之后叙谈顷刻,都转遂即与辞。该战船即照例陞炮七门致送。嗣都转乃复乘原船至各战船中拜会其管驾官毕,随即回署。迨至十点半钟之际,丁良两统领即乘坐小轮船由然申码头登岸。时本坡施制府已派有中军官一员,带领枪兵一队在该码头迎候,并预备自乘之双马车为两军门乘坐,而陞旗山亦即陞炮十七门示敬。时丁禹帅乃用行装冠服并穿黄马褂; 而良军门亦具冠服。登岸后,即乘坐制府官车至督辕拜会寒宣毕,即命驾至 “大清国领事府署” 答拜。旋在署中午膳毕,即偕同左子兴都转乘坐马车至叻市游行至四点余钟始回座船。而施制府则定于本日上午十点半钟时,登船答拜。并闻诸船已奉到将令,每日自上午八点钟起至下午四点钟,任凭诸华人到船中游览,以示与民共乐之意。此诸舰为我中国之船,故特准诸华人到为瞻仰也。但上午八点钟以前下午四点钟以后则不准闲人游览,以肃军令云”。
[43] “中国战船抵叻情形三录” :“…左子兴都转已定于本日晚间,延请诸公在署中宴会,并借到船中军乐一部计共二十四人到署演奏,以佐行觴。计船中诸公与于是宴者共三十余人,并邀请本坡闽粤两籍绅士各廿余人到为陪宴,共计与是席者七十余人,洵一时之盛也…”,《叻报》新闻, 1890年4月8日。
[44] <观中国巡叻战船有说> , 《叻报》社评 , 1890年4月8日。
[45]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7) (reprint) , pp.166-167 ;又参阅《新华历史人物列传》,页 191及《叻报》次版头条 “本馆附志” (1890年4月7日)。
[46] “中国战船抵叻情形三录”: “十六日 (1890年4月5日) 十点钟之际,本坡施制府即率同随员等,由然申码头乘坐官轮至定远战船答拜。主宾相见,酬酢甚欢。迨至制府告行之时,该船即如例陞炮十七门以为致送 ”,《叻报》新闻, 1890年4月8日。
[47] 《叻报》新闻 “中国战船抵叻情形三录” (1890年4月8日) 中的“南生号” 为粤藉殷商胡亚基店号。此时胡亚基己辞世,“南生号” 由其后人继续经营, 主要业务为供应牛肉、面包、蔬菜等各类商品给军舰和商船。
[48] “献颂扬威”对丁汝昌推祟备至 : “丁禹廷军门威望崇隆,功勋彪炳,久为北洋统领,我华人士无不深仰声威。近来督带诸战船巡视南洋,诸君子欵接之诚连日…兹本坡华绅刘金榜,司马元勋,吴夔甫太守…等诸君,以军门驾抵新洲,因持联上颂词,以扬威德,是亦可见军门丰功伟烈之久在人心矣… ”, 《叻报》新闻, 1890年4月16日。
[49] <丁汝昌年谱> ,载《甲午期刊》 第3期 (总第34期),页 14。又 : 《叻报》新闻 “戎麾小记 (1890年4月14日) 也有这样的报导 : “丁禹廷军门统率诸战船抵叻各情形,本报有闻必录.此以禹帅之勳名事业,为我华人所共仰.故特为之祥报,以快众观也.兹查悉二十一日(1890年4月10日),禹帅宪節特偕同驻叻领事官左子兴都转(左秉隆)往闽商陈君明远家中小坐.茶话之余,即辞出至府署后华人抛球场中,阅视中国海军奏乐毕;復偕都转及诸战船管驾等诸公同至东陵章君芳林墅中赴宴.盖章君闻禹帅戎麾抵叻,不胜欣慕.故不惜重费,恭备盛筵,请禹帅都转及战船上管驾诸公到而宴会,并借取 “定远” 战船军乐一部,在墅前演奏以助其欢.嗣诸君畅饮至十点余钟而后散.章君此举亦可谓能尽慇懃,善于酬应矣.又闻诸战舰原定于昨日启程,嗣因装载煤斤不能即时足额,故特再为展期大约须二十五六日 (1890年4月14/15日), 始能解缆也!”
[50] <丁汝昌年谱> ; 又据《星报》报导, 此次北洋舰队访新,因有水兵违法携带 “五加皮酒”入境, 被当地海关人员查获,经调解后始告结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廿三 (1890年4月12日) 早六点半钟, 有中国兵轮之华兵在然申码头登岸, 手携五加皮酒六枝, 係因不知本坡例禁, 欲藉此以送亲朋者. 嗣为酒公司巡丁瞥见, 截而询之, 华兵因以实告. 该巡丁见其有干例禁, 遂将其跷获解交闻巡捕官嘉君处。嗣嘉君廉得其情知, 係中国兵丁悮而犯禁, 与贩私者殊不同科。备文将兵及酒送回中国兵轮, 于此可见中英交情之厚, 无不以礼相待也! ” –-参阅 “以礼相待”,《星报》新闻, 1890年4月14日。
[51] “会贤社三月课题” ,《叻报》新闻, 1890年4月19日。
[52] 柯木林 <左秉隆领事与新华社会>,载《石叻史记》(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页74-80
[53] 林孝胜 <清朝驻星领事与海峡殖民地政府间的纠纷(1877-1894)>,载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页27。又: 1890年4月8日《叻报》社评 <观中国巡叻战船有说> 也曾提出 : “南洋各埠仅设有领事官一缺,驻于叻地,他处则尚未经设立。然则中国领事官虽为驻叻,而南洋各埠诸华客亦应归本坡领事所兼权也。今诸战船等倘能至南洋各埠广为巡阅,则宜请本坡华领事会同前往, 藉以宣扬我朝德化,使海隅苍赤咸知感戴之心,是则似于时务大有所裨..” 此次丁昌汝上书奏请新加坡领事馆的升格,可谓顺从民意。
[54] “中国战船抵叻”, 《叻报》新闻, 1894年3月6日。
[55] 陈育崧, <甲午前夕北洋水师访问新加坡记>, 前引书, 页8-10。
[56] “中国准派战船驰赴暹罗电报”如此记载: “前日,寓暹罗诸华商公举梁君松岩到叻,禀请总领事黄公度观察电达中国北洋,请派兵轮一事,经列前报。查本坡领署据禀后,登即将情用中国号码为之电请其略:谓暹法交涉日亟,现法封港。各国保护己民战船云集,寓暹华人百余万公议,遣人来坡禀请电求北洋大臣李,遣橃战船南来保护华民, 情事迫切,是以飞电禀请恳求明准云云。迨至二十晚十一点钟时,本坡领署接到李傅相覆电,内开既札饬兵轮事紧,即来云云。据此电报则傅相已准予所求,虽题事至今已有和好之机,然得华舰南来,亦足以为旅暹华人生色也!”, 《叻报》新闻, 1893年8月3日。
[57] 引文录自孙建军, <北洋水师三访新加坡> (同注 6)
[58] 柯木林, <黄遵宪总领事笔下的新加坡>,载《石叻史记》,页91-104。又 : 黄遵宪继左秉隆任总领事后,亦积极引导海外侨民关心中国局势。他把左秉隆任内倡办的 “会贤社” 易名为 “图南社”,继续推广与发扬中华文化事业的工作。当北洋舰队第三次访问新加坡时,图南社当月的征文题目就是 “丁军门统率战舰南巡记” —参阅 “图南社二月课题”,《叻报》 新闻, 1894年3月8日。
[59] 除英国东方战舰外,北洋舰队在新加坡海港也遇到荷兰战船。—参阅1894年3月6日及12日《叻报》之“中国战船抵叻” 与 “战船见礼” 两则新闻。1894年3月12日的“战船见礼”新闻报导是这样的 : “荷国战船于初三早由船澳以至叻港,爰遵各国战船相见之礼,即陞炮与中国北洋座驾定远铁舰示敬。旋由定远还炮以相答礼, 而示友邦睦谊云”。
[60] 《叻报》新闻 “中国战船抵叻” (1894年3月6日) 提及的那华祝太守乃黄遵宪的翻译官,又名那三。由于黄遵宪本人不谙英语,故特委命那华祝与他同来叻地,襄办一切。查那华祝籍隶属满洲驻防东粤人,广东同文馆学生,后又保送京师同文馆,与左秉隆同一屆,亦曾随使驻在伦敦,熟悉洋务,精通英语 (相关资料可参阅1894年12月11日《叻报》新闻 “再权总篆”)。又: 万春园故址何处,己不可考 ;醉花林 (Chui Huay Lim Club) 旧址在庆利路 (Keng Lee Road) 190号, 目前已折除重建。
[61] 1984年, 笔者与时任《海峡时报》 (The Straits Times) “双语版” 编辑张夏帏前往振裕园凭吊。这是一幢两层楼的南洋风格式別墅。入门处悬挂不少匾额。其中引人注目的是 “多罗贝勒行邸”一匾,高悬於大堂入口处。“贝勒”乃满语皇子的意思。可见当年振裕园系中国内地高官显要旅新时驻节之地。振裕园已被折除,凭记忆,其具体位置应该在现址No. 110,Killiney Road附近.
[62] 《叻报》新闻 “中国战舰抵叻后纪事二” ( 1894年3月10日) 提及的吴寿珍 (1854-1909) 乃闽籍殷商,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首任会长; 陈宜敏即陈旭年 (1827-1902) ,潮籍殷商,“资政第” 主人; 佘蔚园係佘连城 (1850-1925) , 太平局绅; “丰兴号” 为陈金声店号. 陈金声 (1806-1864) 係新加坡华文教育创始者,曾捐巨资协助殖民地政府改善居民食水问题; “佘氏园” 即 “南生花园”。原主人胡亚基去世后,其后人把这占地70亩的 “南生花园” 卖给佘连城。佘连城以此作为自己的住宅与应酬交往场所。《叻报》当天的报导是这样的 : “中国战舰南巡,本报已迭将所见闻, 一再录登报牍。兹悉本坡 “安和号” 东主吴寿珍广文世奇,于廿九晚復在 “万春园” 中设筵邀请战舰诸公暨叻地绅商会醼…初一早,丁禹廷统帅邀同叻地华绅…于九点半钟时乘坐马车出门拜客。先至东陵 “资政第” ,拜会陈封翁宜敏叙谈。顷刻,復至佘 “大夫第” 拜访佘蔚园诸昆…而后复往闽绅 “丰兴号”、“德源号” 等处。拜候毕时已过午,炎伞高张,军门乃暂返振裕园中小憩。所余各处访人持帖奉候而已。至下午二点余钟之际,军门复约同吴夔甫太守偕至 “佘氏园” 中游览。见其花竹园亭之胜,颇惬所怀。爰即在园小酌而后言归…”
[63] 陈育崧的 <甲午前夕北洋水师访问新加坡记> 一文有关曾锦文在平安阁,及“寓叻闽粤绅商” 在同济医院的宴客日期均有误,今查阅《叻报》,特此更正 : 平安阁宴客日期应为3月8日,而不是3月12日 ;同济医院宴客日期係3月9日,而不是3月10日。陈育崧是根据当天《叻报》新闻消息。其实宴客是在前一天或早几天进行,《叻报》事后报导—参阅 “中国战船抵叻后纪事三”,《叻报》新闻, 1894年3月13日。
[64] 马幼垣,<福州船政教习曾锦文传奇> ,《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册》,前引书, 页 133。
[65] 孙建军, <北洋水师三访新加坡> (同注 6)
[66] “公醼兵官” ,《叻报》新闻, 1887年11月18日。
[67] <观中国巡叻战船有说>, 《叻报》社评, 1890年4月8日。
[68] “中国战船来访”, 《星报》 新闻, 1890年4月4日。
[69] 北洋舰队也曾三次访问日本, 但也没有“定远”、 “镇远” 两艘旗舰三次都同时出动的记录:- –第一次 (1886年8月10日) : “定远” 、“镇远” 、“济远” 、 “威远” –第二次 (1891年6月26日) : “定远” 、“镇远” 、 “经远” 、“来远” 、“致远” 、 “靖远” –第三次 (1892年6月23日) : “定远” 、 “经远” 、“来远” 、“致远” 、 “靖远” 、 “威远” 上述可知“镇远” 并没有参加第三次的访日活动. (资料引自<甲午战爭前北洋海军的对日交流与日本的对抗性竞争>)
[70] 《星报》曾例举一则逼良为娼的拐骗案,受害者家人向 “中国领事官左都转(左秉隆)并巡叻兵船统带丁军门(丁汝昌)” 求助的案件。据 《星报》 新闻 “拐案摘录” (1890年4月19日) 的报导 : “萧某者,粤之惠州人,幼读父书,蜚声早著。取妻某氏,琴瑟甚敦.月前不知因何事故,被粤妇李金兰及何亚蒙诱其妻来叻,欲为奇货之居,迨后鬻与马交街某娼寮中,以为摇钱之树。其妻不甘倚门卖俏,常与鸨母争相,为巡差察知,将鸨及氏逮案,嗣送至?署提讯。氏将被诱情形逐一剖白,而萧某刚寻妻到叻,遂到?署领回。而何蒙復诱氏往柔佛,鬻在该处某勾院,得资四百五十元,亲手立回字据,先取银一百五十元余,候一月收足.嗣萧某侦知,以为一介书生,难与作对。遂将情照禀中国领事官左都转并巡叻兵船统带丁军门,以求作主.嗣两宪念具一领青襟发妻诱被, 故据情转咨叻督, 以得彻底跟究。昨府宪已电致柔佛王家, 饬其查办。现柔佛已将鸨母及氏执获,二十七日在该处府署提审,想日内定能解叻也。至诱该氏南来之李妇何蒙均已就获听审矣!” 。
[71] 譬如 : 1894年3月北洋舰队第三次访问时,曾前往巴城 (印尼椰加达) 巡历。在舰队抵达前,爪哇华人早就作好迎接的准备。据 《叻报》 新闻 “不忘本源” (1894年3月1日) 的报导 : “中国战船此次南来将往巴城游历,各节经列前报。兹接爪亚来信云: 该处诸华人因闻中国战船不日行抵巴城,是以各属甲必丹等诸人纷纷言往巴城, 以便欵迎丁军门及诸管驾云。是亦可见海外华人不忘中国也” ; 而此次访问期间,有些侨民为争睹军舰雄姿,竟然冒生命危险,乘 “一叶扁舟”企图驶近战船游览,却不料被 “风涛覆没,人皆灭顶”,幸得北洋舰队士兵 “奋不顾身,跃入水中拯得” 始得脱险。这些例子都说明了海外侨民“不忘本源” 的 “内向之心” –参阅 “舟覄幸全” ,《叻报》 新闻, 1894年3月7日。
[72] 甲午年 (1894) 适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叻报》在1894年3 月1 日 (光绪二十年正月廿四日,星期四) 首版特此遥祝 “皇太后六旬万寿”,即是最好的例子。
[73] 柯木林, <叶季允任主笔期间的叻报>,载《石叻史记》,前引书, 页81-90。
[74] “致远” 舰于1894年9月17日午后3时30分沉没于东经123度34分,北纬39度32分。战后第二天, 日本联合舰队又重返战场, 破坏了一些没有完全沉没的中国军舰, 并从残骸上折走了一些物品. “致远” 舰上装备的机关炮就有一枚被折卸,至今还在日本横须贺市的 “三笠”纪念舰公园展出. 又 : 根据《叻报》新闻 “中日汇电” (1894年9 月27 日) 报导: “当致远沉覆之时,船内有西籍机器师巴美士亦遭沉溺 ”. 文中提及的 “西籍机器师巴美士” 即中国史书记载的英籍工程师余锡尔(Alexander Purvis),负责管理 “致远” 舰机器。《沉没的甲午》一书指出 (页 192) : “为了纪念这位年轻的英国战友,根据中国的传统,人们在旅顺大船坞旁, 为余锡尔修建了衣冠冢…1894年10月23日,应李鸿章的奏请, 清政府也给予余锡尔同样的抚恤,向其家人支付三年的薪饷. ” 由於影片《甲午风云》的关係, 大都以为“致远” 舰是被日舰用鱼雷击沉的, 这样的看法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直到近年,才在一份绝密的日方档案中,找到“致远” 舰沉没的线索. 因为“致远” 舰沉没时, 与日舰的距离尚未进入鱼雷的有效射程,即400米内,否则“致远” 舰也极可能向日舰发起鱼雷攻击. 那么, “致远” 舰沉没的真正原因何在? 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致远” 舰可能是鱼雷发射舱中弹,鱼雷被引爆,最终导致军舰爆炸沉没. 另一种解释认为, 是被日舰大口径炮弹击中锅炉舱引起爆炸所致. 2003年,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陈明福从浩翰的史料中, 得到的证据也是“致远” 舰是“中炮沉没”而非以往所认为的系被 “日舰鱼雷击沉”. 陈明福是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鱼水雷系毕业生,又曾担任过驱逐舰鱼水雷部门长,深知发射鱼雷必须有较长准备时间,日舰不可能仓促间立刻发射 ;且“致远”舰是以舰首主动迎敌,不易被鱼雷击中。他进一步研究后发现,黄海大战中,整个日本联合舰队没有发射过一枚鱼雷。最终,他从史料中得出了上述“致远”舰沉没的真相.参阅 : — 《沉没的甲午》,前引书, 页 176-180. –“甲午海战“致远”沉没原因有新说”, 《中国日报》网站环球资讯, 发表于2003年12月15日 (http://www.chinadaily.com.cn/gb/worldinfo/2003-12/15/content_290450.htm)
[75] 李鸿章曾在其电文中提及 : “闻日酋向西船主言,甚畏 ‘定’、 ‘镇’两舰…”, 见 <寄威海丁提督戴道刘镇张镇> ,《李鸿章全集.电稿 (3)》,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页219.
[76] 《叻报》社评 <论华军致败之由> (1895年2月13日) 分析海战失败乃因 “八旗驻防与汉人殊分畛域也。旗汉相处,旗人往往轻视汉人” ; 又 : 1895年3月5日的《叻报》新闻 “威海军事电音” 谓 “威海之失,实因中国水陆统领不睦,以至于斯…呜呼! 将领不和,最犯行军所忌,今若此,尚安得而不挫败也!” 而2009年5月19日至23日一连5天在山东省威海市举行的 “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学术研讨会” 也有5篇论文讨论甲午海战失败的原因: a) 戚其章 ,< 北洋舰队覄没的历史反思> b) 关伟 ,< 北洋海军从筹建到覄没的几点思考> c) 周彦,黄志强 ,<北洋水师覄灭的真正原因> d) 丁昌明,<用更广阔的视角去进一歩认识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 e) 邵雍 ,<威海卫的陷落与北洋海军的覆没> 这些论文将汇总出版专集。
[77] 刘步蟾在1895年2月10日服鸦片自尽, 实践了生前”苟丧舰,将自裁”的誓言, 时年43岁。两天后丁汝昌也以同样方式自裁.自裁前因恐“定远”舰落入敌手,乃下令将“定远”舰炸毁。 1895年3月1日,在丁汝昌逝世两周后,《叻报》曾为他鸣冤。当天社评 <补记丁军门冤状> 写道 : “兹特为之补登报牍,藉为军门身后一雪不平之气,而杜众口之交谗焉…按丁禹廷军门本非水师出身,人员闻其征剿粤寇时,转战安徽,江南,青江一带地方,卓著动劳,历保至提督军门。事在同治之初年,非余目睹不能遽为详述。洎中国创办海军,余以辁材説襄戎务,始与丁军门相识共事数年,深悉其为人并非畏葸无能之辈…此次中日之役…(丁军门)大东溝之战,奋不顾身,独立 “定远” 铁舰望为之上,指挥诸军。腮腿两处日受重伤,犹復裹创力战,不少退怯。当转左右再三苦战,始委刘总戎步蟾暂行代理,藉资休息。是日战举立即召医调治,仅十余日伤势尚未平復,仍力疾从戎统带海军各舰往来于天津、大沽、旅顺、威海卫、燕台、刘公岛之间筹商事务,足无停趾…况大东溝海战以后,部下军舰完固,炮位整齐,堪以任战者仅有四五艘,即欲驰救,亦苦于力量不足…含寃莫白…”这段文字,是大东溝海战丁汝昌受伤后的记录,很有史料价值,故摘录之以便研究者参考。
[78] 邵雍 ,<威海卫的陷落与北洋海军的覆没> ,《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册》页 424-430; 又 : 1895年3月7日的《叻报》新闻 “燹馀追痛” 报导说 : “昨接北边来信言,威海之役,刘公岛诸船被掳者除蚊子船外,则为靖远、济远、平远、广丙、镇边、镇中、镇北、镇南、镇西、镇东各船,均沦于敌。惟镇远一船,拨往旅顺修理;余船则概驶往东瀛,并闻敌人将威海各炮台一律为之毁去云” 。 根据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展出资料显示,当时被俘清军共5137人,其中北洋海军官弁183人, 北洋海军士兵2871人, 水师学堂学生30人, 北洋海军雇佣洋人13人, 北洋护军官弁40人, 北洋护军士兵2000人.刘公岛大部份被俘清军在威海军港北岸上陆.
[79] <四续和倭统策> ,《叻报》社评, 1895年2月25日。
[80] 柯木林,<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载《石叻史记》,前引书, 页65-73。
[81] 《马关条约》在日本马关 (今下关市) 签署,原名《马关新约》,日本称为《下关条约》或《日清讲和条约》。
[82] 中日甲午战争 (日本称日清战争) 的时间仅一年四个月,资料却浩如烟海。海战主要由丰岛之战,黄海大东沟海战及威海卫保卫战三组战役组成. 尤其是黄海大东沟海战,历时5小时, 为海军装备发展进入蒸汽铁甲舰时代以来,耗时最长、规摸最大的一次海战,名扬世界海军史. 由於日本是战争胜利的一方, 再加上日本重视战争记录, 以及技术先进,所以相对而言日本保存、积累、整理出版的资料较多.尤其一些秘藏的第一手资料,长期陈封在档案馆、图书馆或私人手中,这些资料往往是最珍贵的.其中包括《日本外交文书》以及谕旨、晓谕、告示、实记、对策、报告、日记、传记、照片、时画、图表、讲演录等.此外当时报刊也载有专文、通讯等,较全面反映甲午战争的前因、经过与后果. -–参阅关捷, <评《日藏甲午战争秘录》>, 载《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总第35期), 2009年4月,页28-31.
[83] <北洋海军的洋顾问琅威理>,《文汇报》, 2003年4月25日。
[84] 同上注。
[85] 1890年2月24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致远”、“济远”、“经远” 、“来远”四舰至南海一带操巡,预定3月10日左右返回。琅威理、林泰曾、刘步蟾带“定远”、“镇远”、“超勇”、“扬威”在香港维修。3月6日,“定远”管带刘步蟾忽然降下提督旗换升总兵旗,表明自己是舰上的最高长官。北洋海军提督旗为黄灰黑蓝红五色,角上饰以锚形,而总兵旗为黑、绿、红三色。琅威理责问:“丁提督离职,有我副职在,为什么撤下提督旗?”刘步蟾答曰: “按海军惯例应当如此。”琅威理立即致电李鸿章,对自己的地位提出质问,这就是著名的“撤旗事件”。之后,因为李鸿章偏袒刘步蟾,明确表明北洋海军只有一个提督,导致琅威理辞职–参阅“从琅威理看洋顾问”, <凤凰资讯> , 发表于2008年8月13日(http://2008.ifeng.com/specials/chnfootball/200808/0813_4404_719080.shtml)
[86] 冯青, <甲午战爭前北洋海军的对日交流与日本的对抗性竞争> (同注 1)
[87] 《北洋海軍章程》明确规定: “每年由北洋大臣阅操一次”, 并规定每年春、夏、秋季北洋舰队与南洋舰队会操. 然而规定归规定, 许多时候还是敷衍了事. 譬如:1891年,南北洋舰队联合施行大演习之际, 当时日本的外交官就亲眼看到的事实, 作了如下的评价 : “该国的演习往往如斯, 于此期间内紧急补充营兵、研究兵器、训练士卒等, 于检阅结束的第二日起, 又即刻恢復到游惰缓慢, 不规则的旧状”. 又如1894年5月, 作为第二次全国各舰队联合大演习的一个环节, 日本的外交官也观察到 : “海防嵩民两营皆各自有定员, 政府曾下付全额经费, 而将领平素却不按定制养兵员, 一味节减经费以之为自己的部分所得”. 由此可见清朝海军士兵的人数难以确保, 其训练也不够充分 — 资料引自冯青, <甲午战爭前北洋海军的对日交流与日本的对抗性竞争> (同注 1)
[88] “广甲”舰管轮卢毓英之回忆录 <卢氏甲午前后杂记> (节录) 眉批六月卄一日, <新浪军事> , 发表于2004年9月 14日 , (http://mil.news.sina.com.cn/2004-09-14/1607226968.html ) ; 又参阅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上海 : 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版),页 308。
[89] 周英杰,< 北洋海军的 ‘自杀癖’ > 《文史天地》(贵州 : 文史天地杂志社),2007年2期。
[90] 李鸿章在光绪十七年(1891)五月初四日上奏的《巡阅海军竣事折》中云:“四月二十一日,开赴大连湾,北洋各舰分行布阵,奇正相生,进止有节…次日,驶往三山岛,调集各舰。鱼贯打靶,能于行驶之际命中。旋以三铁舰、四快船、六雷艇演放鱼雷,均能中靶。”但据中下级技术军官披露,舰队炮术训练的真相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 。
[91] 有关此次北洋舰队访日的意图, 有许多推测与说法, 但事实上当时停泊长崎港, 只是出于修理舰船、补给燃料等纯粹技术性的理由而已. 作为北洋海军旗舰的“定远” 、”镇远” ,于德国竣工后, 长途跋涩航行到中国, 至1886年6月已到了非检点、非修理不可的状态. ‘定远” 、 “镇远” 吃水深, 中国无可修之坞, 非借香港大石坞, 长崎大石坞不能修理. 又因巨舰过重, 香港祥生船厂的船坞底承受不住, 遂使 “香港船坞不接纳定镇二舰”. 因此, 北洋舰队不得不停靠长崎港, 进行舰船修理与给燃料等.1886年8月12日, “定远” 舰因船底需要修缮而驶入三菱长崎造船所的立神船渠待修。
[92] 冯青, <甲午战爭前北洋海军的对日交流与日本的对抗性竞争> (同注 1)
[93]“1886年北洋水师访日之长崎事件” , <真名网>, 发表于2008年12月9日(http://www.zmw.cn/bbs/thread-91851-1-1.html)
[94]“长崎事件” , <维基百科> , 此页面最后修订于2011年5月26日 (http://zh.wikipedia.org/wiki/长崎事件)
[95]“北洋舰队两次访日: 激起日本海军极速发展”,<網易新闻> , 发表于2009年1月28日(http://war.news.163.com/09/1228/17/5RKUEH8L00011MSF_2.html)
[96]“北洋水师覆灭是历史的必然”, <凤凰网 > , 发表于2007年8月22日(http://news.ifeng.com/history/1/200708/0822_335_198639.shtml)
[97] 陈悦,<北洋海军军舰 ‘主炮晾衣’说考辨>,《甲午纵横》 (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8年9月第1次版),页250-265。
[98] 2009年10月, 德国博多特蒙工业博物馆馆长艾格哈特·辛格尔 (Eckhard Schinkel) ,在参观了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为威海港务局主持复原的“定远”舰后, 应陈悦的要求,找到了历史上1883年德国海军部的“定远”舰设计图 ; 同时也找到了“济远”、“经远”舰的原始设计图纸, 并确认了它们的设计师叫“鲁道夫·哈克”。“定远”舰复原造价5000万人民币, 目前是威海的旅游观光点之一 (“定远”舰景区) 。–参阅杨东晓,<济远经远回来了>,Sina 新闻中心, 发表于2009年11月23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9-11-23/115519108780.shtml)
[99]“洋枪队首领赠言李鸿章:不能战而好主战者皆斩”, 发表于2010年3月9日, <鳳凰网> (http://news.ifeng.com/history/phtv/dsy/detail_2010_03/09/363547_3.shtml)
[100] 根据《叻报》新闻 “中国战舰抵叻后纪事一” (1894年3月7日) 报导 : “按定远一舰,长有七千四百米,其机器可抵马力七千三百匹;船中弁兵四百零三名,巨炮十四门”。
[101] 周政纬,<甲午战争中济远舰上德籍船员哈富门相关史料及其研究价值初探 >,《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册》 ,页 358。
[102] 《沉没的甲午》,前引书, 页 181-183。
[103] 从理论上说, 颐和园工程所用的海军军费, 和北洋海军军费并无关系,而是出自海军衙门的经费。海军衙门是清末一个十分特别的中央级洋务机构, 虽然冠以 “海军”的名字, 但其权限极广, 不仅仅管理海军建设, 矿务、铁路、电报等这些业务也属于海军衙门的管辖范围。光绪皇帝的生父, 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负责颐和园工程, 颐和园修成, 意味着慈禧太后将远离紫禁城 , 光绪皇帝可以独立亲政,这对醇亲王而言是一种特殊的动力。当年醇亲王挪用海军衙门经费, 同一时期北洋海军的军费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侵占。此外, 颐和园工程中所用的带有 “海军”色彩的经费还有两部分。一是 “海防捐”, 即以海防的名义募集社会捐资, 以虚职的官衔等作为回报, 类似封建时代的卖官。其所得的“海防捐”, 虽然大部份进入了园工,也有一部分后来成了鉄路建设经费。另外一笔称为 “海军巨款”, 即向一些沿江海省份的总督、巡抚授意, 让其筹资报效颐和园工程。这笔“海军巨款” 旣不属于海军衙门经费, 也不属于北洋海军军费,仍是额外筹集所得, 所以不能算作挪用海军军费。不过, 从另一个角色来说, 慈禧所用的尽管不是北洋海军的经费, 但与日本明治天皇节省宫中费用, 拨内帑以为造舰经费的行为相比, 慈禧之为后世诟骂,自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 “盖以昆明(湖)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 “渤海”指北洋海军; “滦阳”为承德的别称,指清漪园 (1888年改名颐和园)。意谓以训练水师为名,将海防经费用来修建清漪园行宫,行偷樑换柱之计也。
[104] 曾经参加黄海之役的德籍洋员、总教习汉纳根 (Constantin von Hanneken)就说过: “查中国海军近八年中未曾添购一新船…而倭之炮船,皆系簇新” 。据载, 日本在甲午战前的6年间, 平均每年增添新舰两艘, 其装备质量远远超过了北洋海军。对此, 英国海军部有一个内部评估 :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舰队编制还很简陋, 日本海军才是真正的帝国海军。” —参阅戚其章,<北洋舰队覆没的历史反思>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2009年第3期 (总第34期) , 页 5-12。
[105] 1886年,明治天皇颁布敕谕说:“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
[106] 据说这两艘巡洋舰刚在英国下水时,北洋海军本想购买,因清政府拨款海军费用不足,两舰最终给日本买去,成了对付北洋海军的两把利刃。有关 “吉野” 的最终下场,可参阅 “ 甲午最嚣张日舰“吉野”号最终被撞沉在中国黄海” , <鳳凰网> , 发表于2007年9月25日(http://news.ifeng.com/history/1/200709/0925_335_237223.shtml) ,
[107] 日本的近代海军, 几乎和中国从同一道起跑线上出发, 始终呈现你追我赶的军备竞赛形势。早期, 两国争先恐后从国外购买军舰。中国购买了 “超勇”级, 日本立刻购买同型的 “筑紫”, 旋又购买从 “超勇”级改良而来的 “浪速” ; 中国则立即购买从 “浪速” 改良而成的 “致远”。然而, 到了北洋海军成军后, 这种军备竞赛就渐渐成了日本的独舞。
[108] 《李鸿章全集 (4)》, (中国: 海南出版社,1997年) , 页 2058-2064
[109] 在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 (Sir W. G Armstrong & Co., Ltd ) 下水的 “超勇”号 (1880年)和 “扬威”号(1881年)都属于无防护的撞击巡洋舰,在建造上属于世界上最新式的概念型军舰。但在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淘汰下,到甲午战争时已经是极为落后的军舰。日本海军的同型军舰 “筑紫”已経退入二线,而北洋海军的 “超勇”、 “扬威” 仍然在充当主力角色。 因此, 甲午海战是中日两国海军实力的总较量, 亦是19世纪蒸气机船舰的一次大战。 对战事经过的记录, 日方相当认真,对当天 (1894年9月17日) 海战中沉没的北洋军舰的位置和时刻,日方也有专业化的丈量 — “扬威”于午后1时10分起火,后于东经123度40分9秒,北纬39度39分3秒搁浅烧毁 ; “超勇”于午后1时20分起火,沉没于东经123度32分1秒,北纬39度35分. 参阅: —《沉没的甲午》,前引书, 页 150 — 纪荣松,<甲午海战清舰接仗阵形析探>,《北洋海军研究(第三辑)》,页103 注 3。
[110] 据《丁氏宗谱》所载,丁氏先祖世居安徽凤阳,元朝末年为避刘福通兵乱,丁家世隆、世兴兄弟二人迁居巢湖之滨,分别落户于合肥南乡岗头寺(今庐江县同大镇戴拐村) 和庐江北乡石嘴头(今庐江县石头镇丁家坎村)。世兴一支的第15代为丁志勤 (字灿勋),生二子,长子夭折,次子即丁汝昌(原名先达,后改名汝昌,又字禹廷,号次章) 。 研究甲午战争长达半个世纪的戚其章,曾亲访丁汝昌故居,揭开了丁汝昌早年参加太平军达七年之久的真相。 丁汝昌其后投诚湘军,后转淮军。 戚其章认为: 李鸿章的《丁汝昌统领海军片》称 “该提督曾在长江水师管带炮船”, 不过是为了掩盖丁汝昌参加太平军的这段不便公开的历史,以争取清廷批准其统带北洋水师。 有关丁汝昌早年生涯概述, 可参阅: — 苏小东,陈美慧,“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身世及早年经历”,《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册》,页177-182。 —《沉没的甲午》,前引书, 页 281-284.
[111] 丁汝昌的海军提督职务,又与现代意义的海军司令有所不同。因为在他之上还有朝廷、海军衙门、北洋大臣、海军营务处的层层监管.在舰队事务方面, 海军的军械补给由天津军械局管理, 燃煤由矿务局负责, 丁汝昌实际上都没有直接的指挥、统辖权。舰队内部, 丁汝昌主要负责总揽全局的人事、后勤、舰队活动方针等事务,具体的舰队训练、指挥则由在他之下的左、右翼总兵负责。
[112] 程万军, “丁汝昌为何不是伊东佑亨的对手?” , <读书论坛> , 发表于2008年12月8日 (http://forum.book.sina.com.cn/viewthread.php?tid=1916759&page=1#pid16323505)
[113] 苏小东,陈美慧,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身世及早年经历> ,《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册》,页 181。
[114] 王家俭,“甲午海战挫败的几点反思”, <北洋文库> (http://www.beiyang.org/wenku/fansi.htm)
[115] “甲午战争中日两国的宣战诏书” (中日两国于1894年8月1日 (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星期三) 同时宣战),<王朝网络> (http://www.wangchao.net.cn/yule/detail_1449.html)
[116] “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失利因素分析” ,<百度贴吧> (http://tieba.baidu.com/f?kz=528814318)
[117] 李鸿章,“奏留丁汝昌片”(光绪五年十月十六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五,页24。
[118] 蜚声国际美籍历史学者黄仁宇博士 (Dr. Ray Huang) 在其名著 《万历十五年 (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 (北京: 中华书局,2009年1月第9次印刷)一书的 “自序” (页 4) 中就提出了引人深思的问题 : “何以岛国日本可以侵犯中国而中国却不能远征日本?”
[119] <朱纨传>,《明史》卷二百五 列传第九十三。
[120] “马尾船政学堂”, < Baidu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5606.htm?fr=ala0_1 .)   在此顺带一提的是,目前坊间所看到的沈葆桢照片,乃係以讹传讹。 据马幼垣的考证, 坊间照片中那个丰满而无须的人物, 为光绪初年驻守北京区的中级陆军军官徐润芝参将(生平事迹不详), 而不是历任船政大臣,两江总督的林则徐女婿沈葆桢。沈葆桢健康长期不佳,痼疾繁多,经常为病魔所苦。沈葆桢的容貌,应以沈家所留存的那张脸瘦削、颧骨高、鼻子尖挺、留些胡子的为准—参阅马幼垣 ,“读中国近代海军史札记之一 : 沈葆桢照片真伪考”, <北洋文库> (http://www.beiyang.org/wenku/wenku113.htm)
[121] “江田岛海军学校”是中国人起的名字,原来的日本名字是“海军兵学校”,简称“海兵”,意思是“学兵学的学校”,所谓“兵学”,就是用兵的学问。1870年,明治政府模仿幕府的“长崎海军教习所”在东京的筑地开设了“海军操练所”,第二年改名为“海军兵学寮”,到1876年改名为“海军兵学校”。1888年搬到了广岛县的江田岛,在东京的海军兵学校原址上则办了海军大学校。–参阅“关于大神,大河母校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的介绍”, <樱缘>, 发表于 2008年8月31日 (http://www.oursakura.com/bbs/viewthread.php?tid=187322)
[122] 前学堂又称“法语学堂”。开设有法语、基础数学、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机械学、船体制造、蒸汽机制造等课程。–参阅 “福州马尾船政学堂 “,<Baidu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5606.htm)
[123] 后学堂亦称“英语学堂”,下设英语、地理、航海天文、航海理论学等课程。学生称为艺童,堂长称为监督—参阅 “福州马尾船政学堂”,资料来源同上注。
[124] “日本海军与江田岛” ,<博客网> (http://sakuran.bokee.com/6771315.html)
[125] 阵型是指将若干单艘的军舰编组到一起的一种编队形式,可以发挥集群作战的力量,以取得战斗力、生存 力的倍增, 因而阵型是考察一场海战的重要研究对象。此次北洋海军所用的略似人字型的横队,就是丁汝昌在海战后,于1894年10月7日经北洋大臣李鸿章转奏,呈送至朝廷的正式报告中所提到的 “夹缝雁行阵” —参阅《沉没的甲午》,前引书, 页 165-168.
[126] 日本第一游击队军舰有 “吉野”、 “秋津洲”、 “浪速”、 “高千穗”,由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 (Ito Sukeyuki 1843-1914) 率领 。
[127] 有关丁汝昌在飞桥上受伤的原因, 一直以来比较普遍的观点是: 北洋旗舰“定远”向日舰 “吉野” 开 炮,不但没有击中,巨大的后座力还使“定远”舰年久失修的飞桥 (舰桥) 当场震塌,丁汝昌从舰桥上跌落负伤。其实, 丁汝昌受伤的真正原因,海战之后他本人有过详细的汇报,只不过这份汇报属于没有大量刊行的档案,一般人甚少注意到, 报告内容也未提及 “飞桥震飞”的现象。丁汝昌受伤是以烧伤为主. 海战次日 (1894年9月18日) 他率舰队回到旅顺时,旅顺船坞工程总办龚照屿也有一段类似的记录,也是以烧伤为主,没有出现摔伤的迹象.更何况从飞桥区域结构看,飞桥下方是处于两座炮台之间的柱形司令塔。司令塔在飞桥甲板之上还有观察口和顶盖,这样的结构不可能出现震动坍塌.如果真发生飞桥震飞的情况,这些支撑物势必受损,然而正常海战乃至战后的维修报告中,都没有发现这类的记录。不过, 笔者认为, 丁汝昌在海战开始后不久负伤, 而军舰的信号装置系统亦被摧毁, 可能与日方了解“定远” 旗舰结构, 从而集中火力猛攻有关。由于战争前夕, 北洋舰队曾三次访问日本,尤其是第二、第三次的访问, 还在“定远” 舰上数次大张宴席, 招待众多日本官民, 让军舰的内部构造、船舱设计、武器装备等毫无保留地对外开放。 日本海军军人就利用此机会, 尽情观察了舰内的各种装置, 连角落也不放过, 把握到该舰战时指挥上的重要情报。 其中就包含了以下的情况: 即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制造的“定远” 舰, 其舰内诸机器也为德国制造, 船体分上下两层结构, 下层置有煤炭库、机械仑、食料仑等; 上层左右两舷设有军官室、中央置厨房等; 船首置医务室, 最上层望楼中置舰长室(2间) 等。 至于该舰指挥中枢的号令台, 日方也于报上作了公开报导, 如 “号令台(战时指挥官观战之处, 四面八方装有窗户, 通过窗户监视敌人的动静, 内安装有电铃, 以按电铃的方式向舰内各处发布号令) 呈椭圆形, 里面有横向房间2间, 纵向房间5、6间等”。 由此可见, 较之日方积极收集北洋舰队军官、水兵的情报等活动, 第二次访日期间北洋舰队单方面自发性的公开军情的行为, 更为致命。 因此, 马幼垣就曾提出, 北洋舰队停泊日本港口修理舰船而暴露了其军事机密, 此实为一失策。 上引资料参阅: — 冯青, <甲午战爭前北洋海军的对日交流与日本的对抗性竞争> (同注 1) —《沉没的甲午》,前引书, 页 168-172.
[128] “北洋水师覆灭是历史的必然”,<凤凰网 > , 发表于2007年8月22日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200708/0822_335_198639.shtml)
[129] 代用巡洋舰“西京丸”( 排水量2913吨) 原为日本邮船公司商船,后因日本海军大臣桦山资纪随联合舰队出海督战,为乘坐舒适计,将“西京丸”临时征用加装火炮作为座舰。–参阅 “甲午战时日舰船资料: “西京丸” 号巡洋舰” , <新浪军事> , 发表于2004年9月15日(http://mil.news.sina.com.cn/2004-09-15/1357227373.html)
[130] 有关大东沟海战战况,可参阅张黎源,<大东沟海战航迹考> ,《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册》,页 280 ; 及马吉芬著, 张黎源译 <鸭绿江外的海战> ,载《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总第35期),页17-28. 作者马吉芬 (Philo Norton McGiffin 1860-1897),美国人,1894年甲午战争中参加了黄海海战,在 “镇远”舰上协助指挥.原文 “The Battle of the Yalu, Personal Recollections by the Commander of the Chinese Ironclad Chen-yuen” 发表于Century Magazine (August 1895), pp585-604.
[131] “福龙”鱼雷艇艇长是蔡廷干, 广东省香山县 (今广东省中山市) 人。幼年入选中国留美幼童计划,派往美囯留学,后入天津水师学堂,学习鱼雷和鱼雷艇技术。 《沉没的甲午》(页 176) 对“福龙”艇鱼雷失的的真正原因,从技术角度作了如是分析: “当时的鱼雷入水后,通常要经过深浅机的一番上下调整,才能够达到预定定深,这段时间里鱼雷在水中运动的路线是一条上下起伏的曲线,直到经过100多米的航行后才能基本调整完毕,开始在预定深度上以直线行进. “福龙”艇在距 “西京丸” 30-50米距离上发射的鱼雷,显然还来不及调整航行阶段,就和目标相遇了。以 “西京丸” 的吃水而言,鱼雷即使在 “乍起乍伏”的行进状态下,命中的概率仍然很大, 蔡廷干所以在近距离上下令发射,可能就是考虑到了这个原因,而且此举也会避免射程过远而带来的航向偏差. 然而“福龙”发射艇尾鱼雷时,艇体刚好经过了大旋转,出现严重的左倾,这样可能导致了鱼雷发射角度过低,入水过深,借助升降舵上浮所需时间较长,以致从“西京丸”船底经过后还未能上浮起来.”
[132] 杨用霖是北洋舰队行伍出身的最高阶军官。少年投军时,在福建 “艺新” 炮艇学习英文与航海术。杨氏机敏好学,颇得琅威理器重,积功升至铁甲舰“镇远”帮带。甲午海战中清军阵形散乱,诸巡洋舰或沉或逃,独有铁甲舰“镇远”护卫旗舰“定远”须臾不离。“定远”不沉应归功于“镇远”。嗣后北洋舰队全军覄没,提督丁汝昌、总兵刘步蟾等相继服鸦片自尽,唯独杨用霖以手枪自裁,端坐不仆,不失军人本色—参阅纪荣松,<甲午海战清舰接仗阵形析探>,戚俊杰,刘玉明主编,《北洋海军研究(第三辑)》 (天津: 古籍出版社) ,页 108 注1。
[133] 1900庚子国难,中国海军建设再遇挫折。1909年10月,清政府重申整饬海军,由宣统皇帝溥仪的叔叔贝勒载洵任筹办海军事务大臣,宿将萨镇冰任副大臣,并于1909、1910两度赴欧美及日本考察海军。考察团周历各国期间,除了考察海军建设制度等外,还沿途订购了一批军舰,譬如向意大利、奥匈帝国订制驱逐舰“鲸波”号及“龙湍”号。1910年在日本考察时,又订购了“永丰”、“永翔”炮舰。其中“永丰”号就是后来著名的 “ 中山”舰。。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因财政紧张,无力支付驱逐舰“鲸波”号及“龙湍”号余款,两舰未交中国。军阀混乱时期, 中国海军裹足不前。1949年4月23日,海军机构在江苏省泰州白马庙乡成立,中国海军从此诞生。后来,4月23日被定为海军成立纪念日。中国海军成立之初,其荒废冷落的港口,只有清朝馀留下来的老旧废置炮舰,民国初年下水的“永绩”号炮舰,及被打捞上来的早年沉船。这说明中国海军装备的起步, 必须从零开始。–参阅《民国海军舰船资料》,发表于2008年6月10日(http://hi.baidu.com/denglei19081984/blog/item/956ed9221264aff6d7cae2c8.html)
[134]《参考消息》(第18328期),2009年4月20日。
[135] 柯木林 ,<“从 “舟山” 号想到北洋水师访问新加坡>,《联合早报.“言论版”》, 2009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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