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系作者于2009年6月27日受邀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演讲稿。经作者本人修饰加注后，刊登于本期《南洋学报》 (第63卷, 2009年12月)
新加坡是亚细亚国家 (ASEAN Country) 中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1990年10月，新中才有正式外交关系。[1] 但从历史上看，新中关系绝非仅有这短短的二十年。
左秉隆任新加坡领事，前后两次。第一次自1881年至1891年，连任十年之久，始调任香港。1907年9月，他再度来新加坡任总领事，直到1910年9月任满辞官后仍留寓新加坡。1916年迁居香港，同年9月回广州，1924年卒于广州，终年75岁，葬广州北郊狮带岗之原。[3]
本文旨在评述左秉隆的历史地位，亦侧重介绍其后裔现状；同时根据后裔的口述历史，提供左秉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迹 (附录)。必须指出：本文只是将现有史料，及新近发现的资料，重新安排并注入新的诠释。至于左秉隆领新惠政，陈育崧的〈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4] 及拙作〈左秉隆领事与新华社会〉[5] 两篇文章述之甚详，本文不再细述。
1860年以后，中国政府与海外华人的关系有重大的转变。此前，满清政府禁止华人移居海外，也很少关注海外华人所受的灾难和迫害，让其自生自灭。[6] 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态度也很冷淡。例如1840年，奉派前往中国参加鸦片战争的英军抵达新加坡，在岸上扎营，当地华人并未对英军采取敌视。[7] 此后，中国政府改变立场，对海外华人采取保护政策，继而在海外华人众多的地区，派使设领。[8]
新加坡在晚清海外笔记中被誉为“南洋第一埠头”[9] ，因其地处要冲，于是成为中国在海外设置领事的第一个地方。[10] 然而，由于当年新加坡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设领一事，成了中英两国外交上的问题。中国在新加坡设置领事，开始时并非一帆风顺。
英国担心中国设领后，对当地华族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会影响到殖民当局对海外华族社会的领导权，所以在设领一事中诸多刁难。其中开出的苛刻条件主要有二：
- 第一，领事的设置必须是一种临时性的安排；
- 第二，第一任领事人选必须是“一位具有高尚品格与良好社会地位的新加坡华族居民，而不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华人”。
由此可见, 海峡殖民地政府是极不愿意看到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国官员，来分享其控制新加坡华人的特权。[11]
中国政府为使设领计划顺利进行，只得迁就英国之意，物色当地侨领兼摄领事。胡亚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外交措施下，于1877年10月5日 (光绪三年九月廿五日) 被委派为中国驻新加坡领事。[12] 他同时也被俄国和日本委任为驻新领事。
在这段时期里，中国驻新领事馆的地位还不是永久性的。可是，当1880年3月（光绪六年）胡亚基病故，领事职位出缺的时候，继任人的问题就出现了。[13] 从1880年3月至1881年9月 (光绪六年二月至光绪七年八月) 的一年半时间，新加坡领事由随员苏溎清 (原盐提举衔布政司经历) 暂代。
与此同时，中英两国亦进行了一场外交角力。由于苏溎清在当地华族社会威望不高，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即刻与英国交涉，不再迁就选用侨领充任领事的主张，而改由中国直接派遣官员就任，领事馆地位的永久性才被确定下来。
1881年9月25日 (光绪七年八月初三) 左秉隆领凭上任，这天正好是星期日，从此新华社会在左秉隆的倡导下，又展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在历史上的角色相当特殊，要评价其历史地位并不容易。
从清史上看，左秉隆是外派官员，官阶四品[14] ，但他的官运并不亨通。宦海浮沉十数载，终其一生，只落得个荒岛领事及“南岛蛮夷长”之头衔[15] 。后来清廷虽有意调任他为香港总领事，亦未成行。他以“炎州冷宦”自嘲，正说明了他在官场的不如意。[16]
左秉隆曾一度任广东洋务处总办。[17] 他虽办洋务，名气远不如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这批洋务大臣；虽有诗作《勤勉堂诗钞》留世，也不如继任的黄遵宪（公度）总领事的《人境庐诗草》那么出名。《清史稿》对他没有记载，查阅几部中国历史名人传记，也找不到他的名字。[18]
当1907年左秉隆第二次回到新加坡任总领事时，时局已发生巨大变化，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作为腐败满清王朝的海外代表，领新后期的左秉隆在革命的大时代里成了反面人物。[19] 革命党人的报章讥讽他，民国史对他的事迹着墨不多也就不言而喻了！
再从殖民地政府的立场上看，当年新加坡是英国的殖民地，而左秉隆在新加坡的所作所为，正是与英国政府争夺海外华人领导权。在他任期内成立的“会贤社”与“英语雄辩会”(Celestial Reasoning Association )，就是引导海外华人效忠满清政府。[20] 这些组织活动频繁，引起殖民地政府的嫉妒和不满，在殖民社会中，左秉隆又成了一个敏感人物。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使左秉隆的身份变得极其复杂。左秉隆事迹的重现，是他逝世后二十多年的事。1947年广州暨南大学历史系朱杰勤教授在《南洋杂志》（新加坡出版）发表“左秉隆与曾纪泽”一文，并于是期封面（第1卷第4期）刊载左秉隆画像，他的事迹才引起注意。
十二年后（1958年冬），南洋史学界前辈陈育崧在香港遇见左秉隆的表甥孙，著名古籍收藏家黄蔭普，同他商洽并出版所藏左氏手稿本《勤勉堂诗钞》。该诗钞除辑录左秉隆领事年谱外，亦有陈育崧的序文“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与黄蔭普的“《勤勉堂诗钞》卷末記事”，此时左秉隆的事迹才逐渐清晰。[21]
然而不幸的是，文革期间左秉隆的事迹又被湮没。有关的资料几乎全部销毁，令人惋惜！[22]
写人物传记最重要的原则是要尊重历史，通过透视特定的历史背景，人物的具体活动情况，还原人物真实的历史面貌。
对于左秉隆这样的一位历史人物，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及做正确的出评价呢？ 我认为，要客观地评价左秉隆，就必须跳出他作为腐败满清王朝外交官的角色，独立思考他领新期间为华族社会所做的贡献。
1973年，我和几位同道好友在勘察新加坡华族历史古迹时，也发现左秉隆的一些实物史料。[23] 经过长期的研究与思索，我认为：左秉隆作为“新华文化的奠基者”可谓当之无愧。他把这块南蛮之地的化外移民“再华化”(Re-sinolisation)。1881年12月10日，就在他莅新上任三个月后，全东南亚第一份华文日报《叻报》在新加坡创刊。
《叻报》对新加坡文化的贡献不可抹煞。目前虽然没有找到资料说明左秉隆与《叻报》的关系，但左秉隆的到来，对《叻报》的成功创办，肯定有促进与推动的作用。[24] 由于左秉隆的努力及《叻报》的发展，使有关华族历史记录得以刊行，对华族百年来的成就多有表扬，从而增加了华族的自豪感，凝聚了华族社会自我团结的精神。
左秉隆在任内设立的“会贤社”，是以受华文教育的侨民为对象，每月出课题一次。他亲自评改课艺，往往直至深夜仍未入睡；又将自己的薪俸捐作奖学金，以勖士子。[25] 此外，他亲任“英语雄辩会”主席，专为受英文教育的侨生而设，每两星期在领事馆集会一次，提出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公开辩论。
这些组织的目的是引导海外华人关注中国局势，培养他们的“内向之心”。早年新华社会弥漫着亲中国的热潮，左秉隆是主要擘划者。[26]
华族社会在左秉隆的倡导下，掀起了启蒙运动与兴学之风。这一个时代的成就，奠定了华族新社会的基础。[27] 《新加坡风土记》中有这样的一段记录：“近年领事官倡立文社，制艺外兼课策论，稍稍有文风矣。”[28]
的确，左秉隆在任期内兴办许多义塾（学校），计有：陈姓族人所办的毓兰书室，广肇商人所办的进修义学（亦称广肇义学），小坡华人公立的乐英书室，颜永成独资创办的培兰书室，章苑生独资创办的养正书室等五所；加以家塾讲帐之设，一时学校林立，弦诵之声，相闻于道。正如《叻报》所报导：“叻中书塾，除自请儒师以及自设讲帐者外，其余义塾，多至不可胜言。”[29]
左秉隆在其诗集《勤勉堂诗钞》中总结了自已在新加坡的事业时这样写道：
欲授诸生换骨丹, 夜深常对一灯寒。 笑余九载新洲住, 不似他官似教官。[30]
读了此诗，我们对他那种提携后进，以振兴文教为目标的精神，肃然起敬。“笑余九载新洲住，不似他官似教官”，把左秉隆定位为“新华文化的奠基者”，是符合他本人的意愿的。
1908年，左秉隆选派一批华侨学生回国读书，李光前（1893-1967，华社领袖陈嘉庚的女婿）入选，前往清朝政府为招收华侨学生而在南京创办的暨南学堂求学[31] ，左秉隆有诗送行。[32]
1912年，李光前返回新加坡，在殖民地政府测量局附设的测量专门学校实习，同时攻读美国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科，成为日后新加坡著名的企业家与慈善家。[33] 上述工作，主要是针对华族社会中的有识之士，进行意识形态的争取。
至于广大下层阶级的劳工群众，由于他们智识水平低落，政治觉醒不高，只有从关注他们的切身福利问题着手，才是对策。在这方面，左秉隆确实做到了爱护与督导的责任，使得那些流寓他乡的迷途羔羊，获得祖国的温暖。
左秉隆关注劳苦小民的福利，反映在取缔猪仔（即契约劳工）的贩卖，倡办同济医院赠医施药（1884年），设立保良局（1885年）以庇妇孺，及破获海盗等惠政上。[34] 陈育崧曾将左秉隆领新惠政比喻为“韩（愈）之于潮，苏（轼）之于琼，朱（熹）之于漳”，是一点也不过分的。[35]
19世纪中国驻新加坡领事与华民护卫司 (Chinese Protectorate) 两者就华族事务方面的争夺，在左秉隆任期内，是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展开。在这场不平凡的政治角力中，如果处置不当，将可能导致中英两国关系的僵化。
然而左秉隆不愧为一位杰出的外交人才，他“熟悉英国情形，通晓西洋律例”（引曾纪泽语），办理事件恰如分量，不亢不卑。当他行使职权时，也是步步为营，尽量遵照其他国家驻新加坡领事所奉行的惯例，避免引起冲突。
因而在他任期内，中国领事与华民护卫司之间尚能维持良好关系。[36] 本来，按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出使章程，凡出使各国大臣，自到某国之日起，以三年为期，年满奏奖，如有堪留用者，由接办大臣酌留。左秉隆三年任满后，曾纪泽复疏留之。当光绪十六年（1890）中国驻英法义比四国公使薛福成赴欧洲上任时，途经新加坡，左秉隆仍在任上。
后来薛福成著《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一书，在书中薛福成记载云：“左君在此为领事九年，精明练熟，谙洋语，与英官皆浃洽，办事颇称稳健，盖领事中之出色者。”左秉隆自1881年莅任，至是已连续三任矣，可见他之为当局所倚重。[37]
林孝胜在〈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分合问题〉一文中， 将新华历史分作三个时期，[38] 而1877年中国在新加坡设置领事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尤其是1881年左秉隆上任后，情况又有很大的改变。在新华历史的研究领域里，左秉隆的影响不容忽视。
1887年，英国政府设立女皇奖学金（Queen’s Scholarships），选派华族社会中优秀分子前往英国深造，灌输亲英思想。这种分化华族社会的“离心运动”，与左秉隆所倡导的“内向之心”相抗衡[39] ，这种抗衡使海外华人得以最大程度保留母族文化，有助于海外华人历史的延续。 左秉隆一生的事业多在海外，外官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受重视的。
更何况19世纪是大英帝国登上最高峰时期，当年中国国势衰微，所谓“弱国无外交”是也。左秉隆以弱国领事官的身份，与强势的日不落大英帝国的外交家较量，为祖国的尊严与千百万海外侨民的福祉呕心泣血，其工作与处境之艰辛，可见一斑。[40] 难怪他要感叹“事无公理有强权”了。[41] 左秉隆于1891年5月三任期满，但接任的黄遵宪迟迟未能上任。
左秉隆与黄遵宪本有交谊，在《勤勉堂诗钞》卷四左秉隆以一诗寄赠，诗末两句云：“已是秋风凉冷候，迟君不至益凄如”[42] ，可见他当时心情的落寞。1891年11月1日黄遵宪抵达新加坡，10日发表下车文告，正式接任总领事，结束了左秉隆在新加坡十年的领事生涯。[43]
左秉隆对新加坡华族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当他在1891年离任时，新加坡华人因感于他十年来卵翼的劳绩，特趁此机会，送他“万民伞”，为他上“德政碑”。他为避免打扰大家，故于深夜三时上船，但赶至船中叙别的人仍然很多，车水马龙，络绎于道，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盛举，由此可见侨民对左秉隆的尊崇和爱戴了。[44]
1907年9月，左秉隆再度来新加坡任总领事兼辖海门等处。此时他年事已高，旧经验已不能适应新潮流。而且局势的发展，对他十分不利，他忧心忡忡，一筹莫展。我们读他这首诗，就可以理解他当时的心情：
十七年前乞退休，岂知今日又回头。 人呼旧吏作新吏，我视新洲成旧洲。 四海有缘真此地，万般如梦是兹游。 漫云老马途应识，任重能无颠蹶忧。[45]
此诗颇有人事沦桑之感，读之令人心酸。“万般如梦是兹游”，此行任重道远，国际风云瞬息万变，怎不叫人忧心如焚？往日那种敢作敢为的豪气，不知消磨何所了？！
左秉隆到底算不算是中国驻新加坡首任领事，学者有不同的意见。
有些学者认为左秉隆是中国第三任领事。[46] 前文述及，当1877年中国在新加坡设领时，领事是由当地殷商胡亚基兼任，胡亚基亦为俄国和日本的兼任领事。胡亚基逝世后，领事职务由随员苏溎清暂代。这里根据朱杰勤教授的说法，
中国驻新加坡第一任领事应是左秉隆，他是由北京直接派驻的官员。因为胡亚基是兼任领事，不能算是正式的领事，所以左秉隆仍然是中国正式派驻新加坡的首任领事官。[47]
虽然左秉隆不如其他中国历史名人那么显赫，也不是土生土长在新加坡，但他一生的事业，以在新加坡者为重。作为近代中国派驻新加坡的首任专业外交官，他已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而其对当地乃至海峡殖民地等处华族社会的贡献，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原载 <<南洋学报>>,第63卷 (新加坡: 南洋学会, 2009年12月), 页 109-130
转载自柯木林先生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e4db230100g8r1.html
附注:
注释
[1] “China and Singapore Embrace Bright Relationships”，网上资料BPOVIA (Blog about Virtual Assistant, Outsourcing, KPO, BPO and China), November 6th 2008.
[2] 许甦吾〈中国驻新马领事始末记(1877-1950)〉，《中囯学会卅周年纪念刊》（新加坡：中国学会，1979），页146。
[3] 左秉隆连续三任新加坡领事共九年有余（光绪七年八月至光绪十七年三月，即1881年9月－1891年5月）。自光绪三十三年九月至宣统二年九月（1907年10月－1910年10月）再度任总领事，三年任满后辞职。一年后的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就推翻了满清王朝。可参阅朱杰勤，〈左秉隆与曾纪泽〉，《南洋杂志》(新加坡，1947年2月)，第1卷第4期, 页 75-76；及左秉隆《勤勉堂诗钞》(新加坡：南洋历史研究会，1959)，附录〈左子兴先生年谱〉(节录) 与〈徙居九龙〉(《勤勉堂诗钞》卷三，页89)。
[4] 陈育崧〈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见左秉隆《勤勉堂诗钞》，页1-9。
[5] 柯木林〈左秉隆领事与新华社会〉，见《石叻史记》（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页74-80。
[6] 最显著的例子是发生在1740年10月的 “红溪惨案”(Angke Massacre)。当年荷兰殖民当局在爪哇巴达维亚城（今雅加达）大规模屠杀华侨，因城西有一条河名红溪(Kali Angke)，是肇事地点之一，故称。红溪惨案爆发后，荷方因为害怕当时正值乾隆盛世的清朝采取行动，曾遣使赴中国谢罪，不料乾隆皇帝竟以“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答复，遗弃了远在千里海外的爪哇华人。乾隆的回应，代表了当时中央政府的海外侨民政策。
[7] 巴素博士原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槟城：光华日报有限公司，1940)，页58。
[8] 林远辉〈清代在世界各地设置领事问题初探〉，《华侨史论文集（第三集）》（广州：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1983），页71。
[9] 柯木林〈晚清海外笔记中的新加坡〉，《石叻史记》，页12-18。
[10] 清朝在海外设领事馆分两阶段：1875年，清廷首个大使馆在伦敦设立，派郭嵩焘出任驻英法公使。1877年，古巴设立总领事馆。同年，新加坡设领事馆。
[11] 同注5。
[12] 1876年，郭嵩焘奏保侨领胡亚基为新加坡领事官，疏云：“道出新加坡，见广东人道员胡璇泽(亚基)，为其地人民所推服。数年前，广属人民与客属人民械斗，亦经胡璇泽解散。英国官商皆信之，臣以新加坡领事，非胡璇泽一无可充承者。”
[13] 胡亚基(1816-1880)，原名玉玑，又名南生, 字璇泽、号琼轩，祖籍广东省广州市琶洲塔东南的黄埔村。十五岁南来佐父业，以经营粮食，供应军舰商舶而致富。设店曰黄埔公司，洋人称之为“黄埔先生”。他既雄于财，又急公好义，为当地政府所倚重。1869年被委为立法议会委员，1871年被选为太平局绅 (Justice of Peace)。1877年，任中日俄三国驻新加坡领事。1880年3月27日卒于实龙岗路(Serangoon Road)南生花园私邸，享年64岁，归葬广州。其生平事迹可参阅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95)，页150; 及黄银英, <胡璇泽：中国驻外领事第一人>, 网上资料http://www.malaysia-chinese.com/cgi-bin/czread.pl?file=start&User=&Pass=&board=大马论坛&read=messages/2009/07/32082.html
[14] 见天福宫“显彻幽明”匾。此匾立于光绪十二年(1886) ，上署“新加坡领事官花翎四品衔分省侭先补用直隶州知州左秉隆敬献”。
[15] 左秉隆有诗云：“十载经营荒岛间，不堪双髯已成斑”，见〈别新加坡〉，《勤勉堂诗钞》卷四 (新加坡：南洋历史研究会，1959),页129-130。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卷六也有一首“寄怀左子兴领事秉隆”，其中两句是“头衔南岛蛮夷长，手笔西方象寄书”。
[16]《勤勉堂诗钞》附录〈左子兴先生年谱〉(节录);又<晚霞生述游>一文也写道 : “中朝领事官为左子兴都转,倜傥有大才,居此不得展,郁郁非其志,故自号为炎洲冷宦” (见《叻报》(<再续晚霞生述游>),1890年1月13日)
[17]《勤勉堂诗钞》附录〈左子兴先生年谱〉(节录)。
[18] 以下典籍均找不到左秉隆的名字：黄惠贤主编《二十五史人名大辞典（上下卷）》(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张撝之等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下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梁廷灿等编《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 2002)；及根据1921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刊行的臧励龢等编《中国人名大辞典》(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19] 晚晴园(孙中山在新加坡的旧居)保存有左秉隆呈送清廷有关孙文(孙中山)抵达新加坡的密奏(影印本)。
[20] 会贤社与英语雄辩会均成立于1882年。会贤社于1891年左秉隆离任后易名“图南社”。英语雄辩会自1882年5月27日成立至1890年停顿后迄未复办。
[21] 黄蔭普(1900-1986)，广东番禺人。他见过左秉隆，并曾“亲承训诲”。《勤勉堂诗钞》中有左秉隆题赠黄蔭普的诗作。1927年黄氏从欧洲留学回国时，左秉隆已辞世，而左公所藏书画，历经变乱，已多散佚。抗战期间，第宅易主，遗著又复荡佚。直至战后，黄氏返回广州，乃广托书贩搜求遗稿，终于从冷摊中购得手抄书稿数册及手订《勤勉堂诗钞》七卷，视为珍品，唯出版时，诗稿尚缺1921-1922部分。黄氏曾任职于香港商务印书馆，1976年笔者专程赴港，欲访问他谈左秉隆事，因当时他年事己高，且身体欠佳，缘悭一面。回新加坡后即收到其致歉信，十分感动。黄氏曾将毕生所藏珍本古籍(包括《勤勉堂诗钞》原稿)捐赠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
[22] 左秉隆孙子左志良2009年2月14日致本文作者电邮。
[23] 此次访古，发现左秉隆在新加坡留下的文物有两块匾额：一是他任新加坡领事官五年后赠予天福宫的“显彻幽明”匾(1886)；另一是他亲笔手书，现存于都城隍庙内的“聪明正直”匾 (1907)。此时他已是新加坡总领事兼辖海门等处。海门为海峡殖民地，即今新加坡、槟城、马六甲三地的总称。参阅柯木林〈古色古香的天福宫〉，见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 ，页47-56，及同书张清江〈城隍庙里话城隍〉，页125-132。
[24] 柯木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见《石叻史记》，页59-64。
[25] 左秉隆捐俸作为月课赏金之事，除继左秉隆任后,由黄遵宪总领事所创办的图南社学规可资旁证外，还有直接说明左氏捐金之举者，见左氏友人卫铸生诗：“使君海外宣威德,令我钦迟已十年。广爱客共倾浮白盏，怜才不惜选青钱”。在此卫铸生有注云：”书院月课，凡列前茅者公以鹤傣奖于花红” — 见《叻报》，1889年10月5日。根据朱杰勤的研究,当时领事名额极少，待遇优厚。左秉隆任新加坡领事时，薪俸月给五六百两。(参阅朱杰勤，〈左秉隆与曾纪泽〉，见《南洋杂志》(新加坡，1947)，第1卷第4期)。
[26] 同注24。
[27] 同注4。
[28] 上海名士李钟珏(即李平书，1853-1927) 于1887年闰4月来新加坡探访其谱兄左秉隆，小住匝月，回国后写成《新加坡风土记》一卷，对一百年前新加坡的民俗与风貌，有详实记载。《新加坡风土记》一卷原木刻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仲夏乙未刊於长沙使院。1947年3月初由南洋书局重新刊印,许云樵註,列为”南洋珍本文献之一”。
[29] 《叻报》，1890年3月13日。
[30] 左秉隆〈为诸生评文有作〉，《勤勉堂诗钞》卷六，页243。
[31] 马兴中〈一代儒商的典范：评《李光前传》〉，见 http://www.jnnews.jnu.edu.cn/html/2004/4/1298.htm。
[32] 左秉隆〈送学生回国肄业〉，《勤勉堂诗鈔》卷四，页172。
[33] 同注31。
[34] 同注 5。
[35] 同注4。一
[36] 其实，从“1877至 1894年，清廷驻新加坡领事和海峡殖民地政府间的纠纷，是一种政治对抗，是一场竞争控制新加坡华人的角力。在整个抗争中，清廷驻新领事是处在被动和防卫的地位，但在行动上却步步为营”。参阅林孝胜〈清朝驻星领事与海峡殖民地政府间的纠纷(1877-1894)〉，见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页11-29。
[37] 同注5。
[38] 这三个时期分别为 : 1819-1877 (新华社会统一时期) ; 1877-1941 (新华社会的分裂期) ; 1942-至今 (新华社会政治回归运动时期) –参阅柯木林、林孝胜《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页61-75。
[39] 同注24。
[40] 李钟珏对左秉隆的处境十分同情。在他所著《新加坡风土记》一书中，对当年左秉隆与华民护卫司两者在职权上的冲突有所记载：“护卫司专管华人一切事，名为护卫华人，实则事事与华人为难。华人生聚既繁，事端日出，亦有领事可办之件，皆为护卫司侵夺，动多掣肘。”
[41] 左秉隆〈华侨有以受辱投诉者作此示之〉，见《勤勉堂诗钞》卷四，页176。
[42] 左秉隆〈次韵酬黄公度观察见寄〉，见《勤勉堂诗钞》卷四，页129。
[43] 陈育崧〈读报随笔〉，见《勤勉堂诗钞》，附录（三）。
[44] 左秉隆于1891年11月11日 (星期三) 附搭法国邮船“美路滨”离开新加坡。载〈旅叻潮商联送卸新加坡领事府左公屏敍登录〉、〈轺旌东指〉，见《叻报》，1891年11月12日首版；〈恭上卸新加坡领事府左公秉隆屏敍〉，见《叻报》，1891年11月13日首版；〈轺旌已发〉，见《叻报》，1891年11月14日。
[45] 左秉隆〈重领新洲七律四首 (之一)〉，见《勤勉堂诗钞》卷四，页168。
[46] 林孝胜〈清朝驻星领事与海峡殖民地政府间的纠纷 (1877-1894)〉，见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页11-29。
[47] 朱杰勤，〈左秉隆与曾纪泽〉，《南洋杂志》，第1卷第4期。
新加坡清史研究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