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秉隆与新中关系

[编者按] 本文系作者于2009年6月27日受邀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演讲稿。经作者本人修饰加注后,刊登于本期《南洋学报》 (第63卷, 2009年12月)

一、引言

新加坡是亚细亚国家 (ASEAN Country) 中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1990年10月,新中才有正式外交关系。[1] 但从历史上看,新中关系绝非仅有这短短的二十年。

1877年,满清王朝就已在新加坡设置领事。1881年,还由北京直接派遣了一位专业外交官左秉隆(1850-1924)来到新加坡。十年后,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领事升为总领事,兼辖海门(海峡殖民地 Straits Settlements)等处。[2]

左秉隆任新加坡领事,前后两次。第一次自1881年至1891年,连任十年之久,始调任香港。1907年9月,他再度来新加坡任总领事,直到1910年9月任满辞官后仍留寓新加坡。1916年迁居香港,同年9月回广州,1924年卒于广州,终年75岁,葬广州北郊狮带岗之原。[3]

本文旨在评述左秉隆的历史地位,亦侧重介绍其后裔现状;同时根据后裔的口述历史,提供左秉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迹 (附录)。必须指出:本文只是将现有史料,及新近发现的资料,重新安排并注入新的诠释。至于左秉隆领新惠政,陈育崧的〈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4] 及拙作〈左秉隆领事与新华社会〉[5] 两篇文章述之甚详,本文不再细述。

二、 “南洋第一埠头”

1860年以后,中国政府与海外华人的关系有重大的转变。此前,满清政府禁止华人移居海外,也很少关注海外华人所受的灾难和迫害,让其自生自灭。[6] 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态度也很冷淡。例如1840年,奉派前往中国参加鸦片战争的英军抵达新加坡,在岸上扎营,当地华人并未对英军采取敌视。[7] 此后,中国政府改变立场,对海外华人采取保护政策,继而在海外华人众多的地区,派使设领。[8]

新加坡在晚清海外笔记中被誉为“南洋第一埠头”[9] ,因其地处要冲,于是成为中国在海外设置领事的第一个地方。[10] 然而,由于当年新加坡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设领一事,成了中英两国外交上的问题。中国在新加坡设置领事,开始时并非一帆风顺。

英国担心中国设领后,对当地华族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会影响到殖民当局对海外华族社会的领导权,所以在设领一事中诸多刁难。其中开出的苛刻条件主要有二:

  • 第一,领事的设置必须是一种临时性的安排;
  • 第二,第一任领事人选必须是“一位具有高尚品格与良好社会地位的新加坡华族居民,而不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华人”。

由此可见, 海峡殖民地政府是极不愿意看到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国官员,来分享其控制新加坡华人的特权。[11]

中国政府为使设领计划顺利进行,只得迁就英国之意,物色当地侨领兼摄领事。胡亚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外交措施下,于1877年10月5日 (光绪三年九月廿五日) 被委派为中国驻新加坡领事。[12] 他同时也被俄国和日本委任为驻新领事。

在这段时期里,中国驻新领事馆的地位还不是永久性的。可是,当1880年3月(光绪六年)胡亚基病故,领事职位出缺的时候,继任人的问题就出现了。[13] 从1880年3月至1881年9月 (光绪六年二月至光绪七年八月) 的一年半时间,新加坡领事由随员苏溎清 (原盐提举衔布政司经历) 暂代。

与此同时,中英两国亦进行了一场外交角力。由于苏溎清在当地华族社会威望不高,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即刻与英国交涉,不再迁就选用侨领充任领事的主张,而改由中国直接派遣官员就任,领事馆地位的永久性才被确定下来。

1881年9月25日 (光绪七年八月初三) 左秉隆领凭上任,这天正好是星期日,从此新华社会在左秉隆的倡导下,又展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三、左秉隆 : 特殊历史角色与复杂身份

清朝驻新加坡首任总领事左秉隆

在历史上的角色相当特殊,要评价其历史地位并不容易。

从清史上看,左秉隆是外派官员,官阶四品[14] ,但他的官运并不亨通。宦海浮沉十数载,终其一生,只落得个荒岛领事及“南岛蛮夷长”之头衔[15] 。后来清廷虽有意调任他为香港总领事,亦未成行。他以“炎州冷宦”自嘲,正说明了他在官场的不如意。[16]

左秉隆曾一度任广东洋务处总办。[17] 他虽办洋务,名气远不如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这批洋务大臣;虽有诗作《勤勉堂诗钞》留世,也不如继任的黄遵宪(公度)总领事的《人境庐诗草》那么出名。《清史稿》对他没有记载,查阅几部中国历史名人传记,也找不到他的名字。[18]

当1907年左秉隆第二次回到新加坡任总领事时,时局已发生巨大变化,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作为腐败满清王朝的海外代表,领新后期的左秉隆在革命的大时代里成了反面人物。[19] 革命党人的报章讥讽他,民国史对他的事迹着墨不多也就不言而喻了!

再从殖民地政府的立场上看,当年新加坡是英国的殖民地,而左秉隆在新加坡的所作所为,正是与英国政府争夺海外华人领导权。在他任期内成立的“会贤社”与“英语雄辩会”(Celestial Reasoning Association ),就是引导海外华人效忠满清政府。[20] 这些组织活动频繁,引起殖民地政府的嫉妒和不满,在殖民社会中,左秉隆又成了一个敏感人物。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使左秉隆的身份变得极其复杂。左秉隆事迹的重现,是他逝世后二十多年的事。1947年广州暨南大学历史系朱杰勤教授在《南洋杂志》(新加坡出版)发表“左秉隆与曾纪泽”一文,并于是期封面(第1卷第4期)刊载左秉隆画像,他的事迹才引起注意。

十二年后(1958年冬),南洋史学界前辈陈育崧在香港遇见左秉隆的表甥孙,著名古籍收藏家黄蔭普,同他商洽并出版所藏左氏手稿本《勤勉堂诗钞》。该诗钞除辑录左秉隆领事年谱外,亦有陈育崧的序文“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与黄蔭普的“《勤勉堂诗钞》卷末記事”,此时左秉隆的事迹才逐渐清晰。[21]

然而不幸的是,文革期间左秉隆的事迹又被湮没。有关的资料几乎全部销毁,令人惋惜![22]

四、如何解读与评价左秉隆

写人物传记最重要的原则是要尊重历史,通过透视特定的历史背景,人物的具体活动情况,还原人物真实的历史面貌。

对于左秉隆这样的一位历史人物,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及做正确的出评价呢?   我认为,要客观地评价左秉隆,就必须跳出他作为腐败满清王朝外交官的角色,独立思考他领新期间为华族社会所做的贡献。

1973年,我和几位同道好友在勘察新加坡华族历史古迹时,也发现左秉隆的一些实物史料。[23]   经过长期的研究与思索,我认为:左秉隆作为“新华文化的奠基者”可谓当之无愧。他把这块南蛮之地的化外移民“再华化”(Re-sinolisation)。1881年12月10日,就在他莅新上任三个月后,全东南亚第一份华文日报《叻报》在新加坡创刊。

《叻报》

《叻报》对新加坡文化的贡献不可抹煞。目前虽然没有找到资料说明左秉隆与《叻报》的关系,但左秉隆的到来,对《叻报》的成功创办,肯定有促进与推动的作用。[24] 由于左秉隆的努力及《叻报》的发展,使有关华族历史记录得以刊行,对华族百年来的成就多有表扬,从而增加了华族的自豪感,凝聚了华族社会自我团结的精神。

左秉隆在任内设立的“会贤社”,是以受华文教育的侨民为对象,每月出课题一次。他亲自评改课艺,往往直至深夜仍未入睡;又将自己的薪俸捐作奖学金,以勖士子。[25] 此外,他亲任“英语雄辩会”主席,专为受英文教育的侨生而设,每两星期在领事馆集会一次,提出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公开辩论。

这些组织的目的是引导海外华人关注中国局势,培养他们的“内向之心”。早年新华社会弥漫着亲中国的热潮,左秉隆是主要擘划者。[26]

华族社会在左秉隆的倡导下,掀起了启蒙运动与兴学之风。这一个时代的成就,奠定了华族新社会的基础。[27] 《新加坡风土记》中有这样的一段记录:“近年领事官倡立文社,制艺外兼课策论,稍稍有文风矣。”[28]

的确,左秉隆在任期内兴办许多义塾(学校),计有:陈姓族人所办的毓兰书室,广肇商人所办的进修义学(亦称广肇义学),小坡华人公立的乐英书室,颜永成独资创办的培兰书室,章苑生独资创办的养正书室等五所;加以家塾讲帐之设,一时学校林立,弦诵之声,相闻于道。正如《叻报》所报导:“叻中书塾,除自请儒师以及自设讲帐者外,其余义塾,多至不可胜言。”[29]

左秉隆在其诗集《勤勉堂诗钞》中总结了自已在新加坡的事业时这样写道:

欲授诸生换骨丹, 夜深常对一灯寒。 笑余九载新洲住, 不似他官似教官。[30]

读了此诗,我们对他那种提携后进,以振兴文教为目标的精神,肃然起敬。“笑余九载新洲住,不似他官似教官”,把左秉隆定位为“新华文化的奠基者”,是符合他本人的意愿的。

1908年,左秉隆选派一批华侨学生回国读书,李光前(1893-1967,华社领袖陈嘉庚的女婿)入选,前往清朝政府为招收华侨学生而在南京创办的暨南学堂求学[31] ,左秉隆有诗送行。[32]

1912年,李光前返回新加坡,在殖民地政府测量局附设的测量专门学校实习,同时攻读美国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科,成为日后新加坡著名的企业家与慈善家。[33]   上述工作,主要是针对华族社会中的有识之士,进行意识形态的争取。

至于广大下层阶级的劳工群众,由于他们智识水平低落,政治觉醒不高,只有从关注他们的切身福利问题着手,才是对策。在这方面,左秉隆确实做到了爱护与督导的责任,使得那些流寓他乡的迷途羔羊,获得祖国的温暖。

左秉隆关注劳苦小民的福利,反映在取缔猪仔(即契约劳工)的贩卖,倡办同济医院赠医施药(1884年),设立保良局(1885年)以庇妇孺,及破获海盗等惠政上。[34] 陈育崧曾将左秉隆领新惠政比喻为“韩(愈)之于潮,苏(轼)之于琼,朱(熹)之于漳”,是一点也不过分的。[35]

19世纪中国驻新加坡领事与华民护卫司 (Chinese Protectorate) 两者就华族事务方面的争夺,在左秉隆任期内,是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展开。在这场不平凡的政治角力中,如果处置不当,将可能导致中英两国关系的僵化。

然而左秉隆不愧为一位杰出的外交人才,他“熟悉英国情形,通晓西洋律例”(引曾纪泽语),办理事件恰如分量,不亢不卑。当他行使职权时,也是步步为营,尽量遵照其他国家驻新加坡领事所奉行的惯例,避免引起冲突。

因而在他任期内,中国领事与华民护卫司之间尚能维持良好关系。[36]   本来,按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出使章程,凡出使各国大臣,自到某国之日起,以三年为期,年满奏奖,如有堪留用者,由接办大臣酌留。左秉隆三年任满后,曾纪泽复疏留之。当光绪十六年(1890)中国驻英法义比四国公使薛福成赴欧洲上任时,途经新加坡,左秉隆仍在任上。

后来薛福成著《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一书,在书中薛福成记载云:“左君在此为领事九年,精明练熟,谙洋语,与英官皆浃洽,办事颇称稳健,盖领事中之出色者。”左秉隆自1881年莅任,至是已连续三任矣,可见他之为当局所倚重。[37]

五、结语

林孝胜在〈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分合问题〉一文中, 将新华历史分作三个时期,[38] 而1877年中国在新加坡设置领事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尤其是1881年左秉隆上任后,情况又有很大的改变。在新华历史的研究领域里,左秉隆的影响不容忽视。

1887年,英国政府设立女皇奖学金(Queen’s Scholarships),选派华族社会中优秀分子前往英国深造,灌输亲英思想。这种分化华族社会的“离心运动”,与左秉隆所倡导的“内向之心”相抗衡[39] ,这种抗衡使海外华人得以最大程度保留母族文化,有助于海外华人历史的延续。   左秉隆一生的事业多在海外,外官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受重视的。

更何况19世纪是大英帝国登上最高峰时期,当年中国国势衰微,所谓“弱国无外交”是也。左秉隆以弱国领事官的身份,与强势的日不落大英帝国的外交家较量,为祖国的尊严与千百万海外侨民的福祉呕心泣血,其工作与处境之艰辛,可见一斑。[40] 难怪他要感叹“事无公理有强权”了。[41]   左秉隆于1891年5月三任期满,但接任的黄遵宪迟迟未能上任。

清末爱国诗人,杰出的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

左秉隆与黄遵宪本有交谊,在《勤勉堂诗钞》卷四左秉隆以一诗寄赠,诗末两句云:“已是秋风凉冷候,迟君不至益凄如”[42] ,可见他当时心情的落寞。1891年11月1日黄遵宪抵达新加坡,10日发表下车文告,正式接任总领事,结束了左秉隆在新加坡十年的领事生涯。[43]

左秉隆对新加坡华族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当他在1891年离任时,新加坡华人因感于他十年来卵翼的劳绩,特趁此机会,送他“万民伞”,为他上“德政碑”。他为避免打扰大家,故于深夜三时上船,但赶至船中叙别的人仍然很多,车水马龙,络绎于道,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盛举,由此可见侨民对左秉隆的尊崇和爱戴了。[44]

1907年9月,左秉隆再度来新加坡任总领事兼辖海门等处。此时他年事已高,旧经验已不能适应新潮流。而且局势的发展,对他十分不利,他忧心忡忡,一筹莫展。我们读他这首诗,就可以理解他当时的心情:

十七年前乞退休,岂知今日又回头。 人呼旧吏作新吏,我视新洲成旧洲。 四海有缘真此地,万般如梦是兹游。 漫云老马途应识,任重能无颠蹶忧。[45]

此诗颇有人事沦桑之感,读之令人心酸。“万般如梦是兹游”,此行任重道远,国际风云瞬息万变,怎不叫人忧心如焚?往日那种敢作敢为的豪气,不知消磨何所了?!

左秉隆到底算不算是中国驻新加坡首任领事,学者有不同的意见。

有些学者认为左秉隆是中国第三任领事。[46] 前文述及,当1877年中国在新加坡设领时,领事是由当地殷商胡亚基兼任,胡亚基亦为俄国和日本的兼任领事。胡亚基逝世后,领事职务由随员苏溎清暂代。这里根据朱杰勤教授的说法,

中国驻新加坡第一任领事应是左秉隆,他是由北京直接派驻的官员。因为胡亚基是兼任领事,不能算是正式的领事,所以左秉隆仍然是中国正式派驻新加坡的首任领事官。[47]

虽然左秉隆不如其他中国历史名人那么显赫,也不是土生土长在新加坡,但他一生的事业,以在新加坡者为重。作为近代中国派驻新加坡的首任专业外交官,他已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而其对当地乃至海峡殖民地等处华族社会的贡献,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原载 <<南洋学报>>,第63卷 (新加坡: 南洋学会, 2009年12月), 页 109-130

转载自柯木林先生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e4db230100g8r1.html


附注:

注释

[1] “China and Singapore Embrace Bright Relationships”,网上资料BPOVIA (Blog about Virtual Assistant, Outsourcing, KPO, BPO and China), November 6th 2008.

[2] 许甦吾〈中国驻新马领事始末记(1877-1950)〉,《中囯学会卅周年纪念刊》(新加坡:中国学会,1979),页146。

[3] 左秉隆连续三任新加坡领事共九年有余(光绪七年八月至光绪十七年三月,即1881年9月-1891年5月)。自光绪三十三年九月至宣统二年九月(1907年10月-1910年10月)再度任总领事,三年任满后辞职。一年后的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就推翻了满清王朝。可参阅朱杰勤,〈左秉隆与曾纪泽〉,《南洋杂志》(新加坡,1947年2月),第1卷第4期, 页 75-76;及左秉隆《勤勉堂诗钞》(新加坡:南洋历史研究会,1959),附录〈左子兴先生年谱〉(节录) 与〈徙居九龙〉(《勤勉堂诗钞》卷三,页89)。

[4] 陈育崧〈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见左秉隆《勤勉堂诗钞》,页1-9。

[5] 柯木林〈左秉隆领事与新华社会〉,见《石叻史记》(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页74-80。

[6] 最显著的例子是发生在1740年10月的 “红溪惨案”(Angke Massacre)。当年荷兰殖民当局在爪哇巴达维亚城(今雅加达)大规模屠杀华侨,因城西有一条河名红溪(Kali Angke),是肇事地点之一,故称。红溪惨案爆发后,荷方因为害怕当时正值乾隆盛世的清朝采取行动,曾遣使赴中国谢罪,不料乾隆皇帝竟以“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答复,遗弃了远在千里海外的爪哇华人。乾隆的回应,代表了当时中央政府的海外侨民政策。

[7] 巴素博士原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槟城:光华日报有限公司,1940),页58。

[8] 林远辉〈清代在世界各地设置领事问题初探〉,《华侨史论文集(第三集)》(广州: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1983),页71。

[9] 柯木林〈晚清海外笔记中的新加坡〉,《石叻史记》,页12-18。

[10] 清朝在海外设领事馆分两阶段:1875年,清廷首个大使馆在伦敦设立,派郭嵩焘出任驻英法公使。1877年,古巴设立总领事馆。同年,新加坡设领事馆。

[11] 同注5。

[12] 1876年,郭嵩焘奏保侨领胡亚基为新加坡领事官,疏云:“道出新加坡,见广东人道员胡璇泽(亚基),为其地人民所推服。数年前,广属人民与客属人民械斗,亦经胡璇泽解散。英国官商皆信之,臣以新加坡领事,非胡璇泽一无可充承者。”

[13] 胡亚基(1816-1880),原名玉玑,又名南生, 字璇泽、号琼轩,祖籍广东省广州市琶洲塔东南的黄埔村。十五岁南来佐父业,以经营粮食,供应军舰商舶而致富。设店曰黄埔公司,洋人称之为“黄埔先生”。他既雄于财,又急公好义,为当地政府所倚重。1869年被委为立法议会委员,1871年被选为太平局绅 (Justice of Peace)。1877年,任中日俄三国驻新加坡领事。1880年3月27日卒于实龙岗路(Serangoon Road)南生花园私邸,享年64岁,归葬广州。其生平事迹可参阅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95),页150; 及黄银英, <胡璇泽:中国驻外领事第一人>, 网上资料http://www.malaysia-chinese.com/cgi-bin/czread.pl?file=start&User=&Pass=&board=大马论坛&read=messages/2009/07/32082.html

[14] 见天福宫“显彻幽明”匾。此匾立于光绪十二年(1886) ,上署“新加坡领事官花翎四品衔分省侭先补用直隶州知州左秉隆敬献”。

[15] 左秉隆有诗云:“十载经营荒岛间,不堪双髯已成斑”,见〈别新加坡〉,《勤勉堂诗钞》卷四 (新加坡:南洋历史研究会,1959),页129-130。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卷六也有一首“寄怀左子兴领事秉隆”,其中两句是“头衔南岛蛮夷长,手笔西方象寄书”。

[16]《勤勉堂诗钞》附录〈左子兴先生年谱〉(节录);又<晚霞生述游>一文也写道 : “中朝领事官为左子兴都转,倜傥有大才,居此不得展,郁郁非其志,故自号为炎洲冷宦” (见《叻报》(<再续晚霞生述游>),1890年1月13日)

[17]《勤勉堂诗钞》附录〈左子兴先生年谱〉(节录)。

[18] 以下典籍均找不到左秉隆的名字:黄惠贤主编《二十五史人名大辞典(上下卷)》(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张撝之等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下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梁廷灿等编《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 2002);及根据1921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刊行的臧励龢等编《中国人名大辞典》(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19] 晚晴园(孙中山在新加坡的旧居)保存有左秉隆呈送清廷有关孙文(孙中山)抵达新加坡的密奏(影印本)。

[20] 会贤社与英语雄辩会均成立于1882年。会贤社于1891年左秉隆离任后易名“图南社”。英语雄辩会自1882年5月27日成立至1890年停顿后迄未复办。

[21] 黄蔭普(1900-1986),广东番禺人。他见过左秉隆,并曾“亲承训诲”。《勤勉堂诗钞》中有左秉隆题赠黄蔭普的诗作。1927年黄氏从欧洲留学回国时,左秉隆已辞世,而左公所藏书画,历经变乱,已多散佚。抗战期间,第宅易主,遗著又复荡佚。直至战后,黄氏返回广州,乃广托书贩搜求遗稿,终于从冷摊中购得手抄书稿数册及手订《勤勉堂诗钞》七卷,视为珍品,唯出版时,诗稿尚缺1921-1922部分。黄氏曾任职于香港商务印书馆,1976年笔者专程赴港,欲访问他谈左秉隆事,因当时他年事己高,且身体欠佳,缘悭一面。回新加坡后即收到其致歉信,十分感动。黄氏曾将毕生所藏珍本古籍(包括《勤勉堂诗钞》原稿)捐赠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

[22] 左秉隆孙子左志良2009年2月14日致本文作者电邮。

[23] 此次访古,发现左秉隆在新加坡留下的文物有两块匾额:一是他任新加坡领事官五年后赠予天福宫的“显彻幽明”匾(1886);另一是他亲笔手书,现存于都城隍庙内的“聪明正直”匾 (1907)。此时他已是新加坡总领事兼辖海门等处。海门为海峡殖民地,即今新加坡、槟城、马六甲三地的总称。参阅柯木林〈古色古香的天福宫〉,见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 ,页47-56,及同书张清江〈城隍庙里话城隍〉,页125-132。

[24] 柯木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见《石叻史记》,页59-64。

[25] 左秉隆捐俸作为月课赏金之事,除继左秉隆任后,由黄遵宪总领事所创办的图南社学规可资旁证外,还有直接说明左氏捐金之举者,见左氏友人卫铸生诗:“使君海外宣威德,令我钦迟已十年。广爱客共倾浮白盏,怜才不惜选青钱”。在此卫铸生有注云:”书院月课,凡列前茅者公以鹤傣奖于花红” — 见《叻报》,1889年10月5日。根据朱杰勤的研究,当时领事名额极少,待遇优厚。左秉隆任新加坡领事时,薪俸月给五六百两。(参阅朱杰勤,〈左秉隆与曾纪泽〉,见《南洋杂志》(新加坡,1947),第1卷第4期)。

[26] 同注24。

[27] 同注4。

[28] 上海名士李钟珏(即李平书,1853-1927) 于1887年闰4月来新加坡探访其谱兄左秉隆,小住匝月,回国后写成《新加坡风土记》一卷,对一百年前新加坡的民俗与风貌,有详实记载。《新加坡风土记》一卷原木刻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仲夏乙未刊於长沙使院。1947年3月初由南洋书局重新刊印,许云樵註,列为”南洋珍本文献之一”。

[29] 《叻报》,1890年3月13日。

[30] 左秉隆〈为诸生评文有作〉,《勤勉堂诗钞》卷六,页243。

[31] 马兴中〈一代儒商的典范:评《李光前传》〉,见 http://www.jnnews.jnu.edu.cn/html/2004/4/1298.htm。

[32] 左秉隆〈送学生回国肄业〉,《勤勉堂诗鈔》卷四,页172。

[33] 同注31。

[34] 同注 5。

[35] 同注4。一

[36] 其实,从“1877至 1894年,清廷驻新加坡领事和海峡殖民地政府间的纠纷,是一种政治对抗,是一场竞争控制新加坡华人的角力。在整个抗争中,清廷驻新领事是处在被动和防卫的地位,但在行动上却步步为营”。参阅林孝胜〈清朝驻星领事与海峡殖民地政府间的纠纷(1877-1894)〉,见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页11-29。

[37] 同注5。

[38] 这三个时期分别为 : 1819-1877 (新华社会统一时期) ; 1877-1941 (新华社会的分裂期) ; 1942-至今 (新华社会政治回归运动时期) –参阅柯木林、林孝胜《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页61-75。

[39] 同注24。

[40] 李钟珏对左秉隆的处境十分同情。在他所著《新加坡风土记》一书中,对当年左秉隆与华民护卫司两者在职权上的冲突有所记载:“护卫司专管华人一切事,名为护卫华人,实则事事与华人为难。华人生聚既繁,事端日出,亦有领事可办之件,皆为护卫司侵夺,动多掣肘。”

[41] 左秉隆〈华侨有以受辱投诉者作此示之〉,见《勤勉堂诗钞》卷四,页176。

[42] 左秉隆〈次韵酬黄公度观察见寄〉,见《勤勉堂诗钞》卷四,页129。

[43] 陈育崧〈读报随笔〉,见《勤勉堂诗钞》,附录(三)。

[44] 左秉隆于1891年11月11日 (星期三) 附搭法国邮船“美路滨”离开新加坡。载〈旅叻潮商联送卸新加坡领事府左公屏敍登录〉、〈轺旌东指〉,见《叻报》,1891年11月12日首版;〈恭上卸新加坡领事府左公秉隆屏敍〉,见《叻报》,1891年11月13日首版;〈轺旌已发〉,见《叻报》,1891年11月14日。

[45] 左秉隆〈重领新洲七律四首 (之一)〉,见《勤勉堂诗钞》卷四,页168。

[46] 林孝胜〈清朝驻星领事与海峡殖民地政府间的纠纷 (1877-1894)〉,见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页11-29。

[47] 朱杰勤,〈左秉隆与曾纪泽〉,《南洋杂志》,第1卷第4期。

Leave a Reply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