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晴园与孙中山

晚晴园与孙中山

柯木林

在新加坡马里士他路(Balestier Road)旁的大人路(Tai Gin Road)12号,有一座古老的双层式楼房,这就是著名的“晚晴园”(Sun Yat-sen Villa)。这座建筑物,看似平凡,其实一点也不平凡。它是本世纪初期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反清革命基地。当年孙中山先生(1866-1925)为了推翻满清皇朝的腐朽统治,在海外四处奔走,鼓吹革命,作起义的准备。他曾八次抵达新加坡,其中三次就住在晚晴园1。在中国近代史上,晚晴园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功不可抹2。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晚晴园,是经过数次重修的。重修后的晚晴园,依然保留了原来的建筑格式。目前楼下是展览室,陈列有关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史料图片;楼上为图书馆,也展出《日本统治下的新加坡》历史图片。这样的布置,使我们很难想像当年孙中山居住时的情景。要恢复晚晴园的旧观,只有从文献档案寻找答案。

一、“人间重晚晴”

晚晴园的前身是“明珍庐”,该屋原是粤籍梅姓殷商金屋藏娇的地方3。“明珍”或许是这位佳人的芳名。重修前的晚晴园,其入口处的石柱上,尚刻着Bin Chan House的字样,可惜这石柱已被排除。本世纪初期,潮籍殷商张永福购买这幢楼房时,屋内地面铺大理石,陈设雅丽。前屋主还遗留下许多家具盘碗。这些家具盘碗都是向欧美定制的,其上印有明珍小姐的倩影4。张永福购买这幢楼房的用意,是作为供养母亲的寓所5。园名“晚晴”,乃取自唐朝诗人李商隐的名句:“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之意6。

晚晴园整改建筑图样,时间是 1929年12月22日

根据国家档案局(National Archives)所藏晚晴园的建筑图样,晚晴园楼下的大厅两侧,原有三间卧房,楼梯是设在大厅的左边。楼上客厅两旁,也有三个房间。1929年12月完成内部装修后,把楼梯改建在目前的位置(即大厅右侧)7。孙中山的卧室,就在楼上左边的一个后房,办公也在该房间里8。从建筑图上看,这睡房的面积约为30平方公尺(6公尺 x 5公尺)。可惜当年孙中山所睡的钢床,所用的桌椅、文具,还有纪念文物及图片等,在日治时期已荡然无存。至于楼上楼下的六个房间,则于1965年重修时被拆除,改为展览室(楼下)及图书馆(楼上)9。

晚晴园主楼的后面, 有一道有盖走廊,长7公尺,连结一列单层排屋。屋内有三间睡房、储藏室、厨房各一,还有盥洗厕所及车房等。这列排屋从前或许是管理园丁的宿舍,至今仍然保留原状,只是部分屋顶墙壁有黾裂的现象。据负责人说,可能是受地铁工程的影响10。

晚晴园楼房,呈凸字形,座东偏南11。这种独特的建筑构式,在建筑学上称为“古典殖民地别墅”(colonial bungalow),它是本地建筑采用了当时在欧洲盛行的巴拉甸风格(Palladian)12,再加上中国风格和马来风格而形成的一种中西混合的建筑设计形式。这类建筑物的主要特征是讲求对称美,走廊宽阔,活叶窗板,通风设备良好,可防阳光和雨水的侵袭,适合热带的气候。所以,早期新加坡许多富有人家的住宅,都沿袭了这类的建筑格式13。

晚晴园楼房面积(Floor area)为940平方公尺14,屋外园地宽大,树木扶疏,地辟人静,空气清新。1963年为加宽大人路,屋前场地被割切2公尺15,所以今天的晚晴园这地段(lot area),根据1980年的土地测量资料(Survey Drawing)约为2760平方公尺。

二、三次下榻晚晴园

上文说过,孙中山曾八次抵达新加坡,其中三次就住在晚晴园。这里先列举八次旅新的时间及住处,然后再谈谈他下榻晚晴园的情景。这八次的时间是:

  • 第一次:1900年7月9日至1900年7月12日,前后停留四天;
  • 第二次:1905年7月初,只停留一天,夜宿轮船上;
  • 第三次:1906年2月16日,在晚晴园住了两个星期;
  • 第四次:1906年7月初,停留一个半月,仍然住在晚晴园;
  • 第五次:1907年3月底,停留数日,住在东陵乌节路(Orchard Road)的一间屋子里;
  • 第六次:1908年3月至1909年5月,在新加坡前后住了十个半月,其他时间北上槟城,曼谷等地活动。1908年12月过后搬离晚晴园,改住在两处的旅店,一处在客纳街(Club Street)85号,一处是在丝丝街(Cecil Street)77号;
  • 第七次:1910年7月11日,停留一星期,住丝丝街77号的旅店;
  • 第八次:1911年12月15日,只停留一天,下榻陈武烈的豪华大厦,地点在今日岌巴港务局附近的秉德路(Pender Road)16。

到底新加坡有什么吸引力,使孙中山不厌其烦,一再来到这里,而且次数又是如此频繁呢?

作为反清革命运动的总领袖,孙中山是期望海外华人在经济上支援中国的军事起义。新加坡在地理位置上既是东南亚地区的中心,也是东南亚地区中华人人数最多,财力最富的。作为革命党的整个东南亚华人社会活动的总机关,新加坡无疑地是有极大的潜能17。可是,当他第一次抵达新加坡时,就很快为英殖民地当局驱逐出境,五年内不得入境18。

必须指出,孙中山于1900年来访新加坡时,新加坡并没有任何革命党人。他被驱逐出境后,也就很少注意到这里的革命动向。一直到1904年第一份革命性报章《图南日报》创刊后,新加坡才又引起他的注意19。

这是1905年《图南日报》所刊行的日历,上有“忍令上国衣冠沦于涂炭,相率中原豪杰还我山河”的题词。此外还有“自由钟”及“独立旗”插图,旗上有“同胞国民万岁万岁万岁”字样。孙中山在檀香山时即由这份日历了解到新加坡有反清思想的存在。

《图南日报》的创办人是张永福与陈楚楠。为了庆祝乙巳年(1905年)的新年,《图南日报》印赠日历牌,上有“忍令上国衣冠沦于涂炭,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的革命题词。此外还有“自由钟”及“独立旗”插图,旗上有“同胞国民万岁万岁万岁”字样20。这份日历牌寄至檀香山后,被孙中山偶然看到,对其革命立场与反清的设计,十分欣悦,乃寄美金廿元购买二十张21。孙中山还专函在新加坡的尤列22,探问《图南日报》的详情,这样才了解到新加坡华人的革命活动23。

1905年7月初,孙中山从欧洲往日本,途径新加坡。当他所乘搭的轮船抵达时,新加坡革命志士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三人,由尤列介绍,上船与孙中山见面24。

张永福(左)、孙中山、陈楚楠于二十世纪初摄于晚晴园。

这次会面,奠定了日后同盟会在新加坡设立分会的基础。张永福等
见到孙中山后,对孙先生的风度与辩才,留下深刻印象,更倾心于
接受他的领导。于是,决定将晚晴园借出,作为新加坡革命活动的总部25。

孙中山第一次下榻晚晴园是在1906年2月16日26。当时,中国同盟会已于数月前在东京成立(1905年8月)27。孙中山在晚晴园住三四天后,就成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东南亚华人社会之有革命党的正式组织,即在晚晴园开始28。

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盟书,是由孙中山与李竹痴等在晚晴园楼上商议起稿的29。李竹痴常年经商槟城和仰光两地,能说各种方言,所以由陈楚楠介绍,作为孙中山在南洋各地活动的响导30。第一次在晚晴园加入同盟会的,只有陈楚楠、张永福、李竹痴三人31。张永福在他的回忆录《南洋与创立民国》一书中说:“我还记得很清楚,孙先生…他自己先行起立,举起右手,以最庄严的态度,在我们的面前宣誓,…看着他宣读誓书毕,就是李竹痴及永福,楚楠均照孙先生仪式轮流做去。”32 同盟会的誓辞是这样的:

  联盟人X X X X X省X X府X X县人,当天发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自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天运乙巳年X月X日
中国同盟会会员X X X 33

据说,当宣誓礼将毕之时,约在晚上九时半左右,晚晴园外忽然狂风大作,随而飞入乌鸦百余只,在大厅中乱飞乱叫,壁上挂屏字画,厅中所悬灯盏,均被乌鸦冲撞震动,约半小时之久。当时,孙中山向他们解释说,外面因起巨风,乌鸦入屋避难,不能认为是瑞祥或异怪之征兆。

孙中山不愧为革命家,绝无迷信之观念34。

三、著名战役在此策划

同盟分会以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副之。同时,孙中山还授给他们“握手符号及会话的秘诀”,可见这时的同盟分会,还是一个秘密组织。翌日入会的只有林义顺一人,几天后才陆续增添了李晓生、林受之等六人。张永福回忆说:“孙先生命我们开一个大会,并拍照纪念。先生取了许多张相片,乃搭船往西贡一行。”35 这次孙中山在晚晴园约住了两个星期36。

此后三年,晚晴园不仅成了新加坡革命志士聚会的场所37,也是整个东南亚华人革命党的总机关。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黄兴等近代风云人物,在这里商谈国事,为推翻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权,呕尽心血;同盟会党章在这里制定(由胡汉民起草),这份党章成了日后东南亚各地同盟会分会的楷模38,甚至中国近代史上许多著名的战役,如黄冈起义(1907年5月)、镇南关起义(1907年12月)、河口起义(1908年4月)等,事前都是在晚晴园策划的39。

孙中山住晚晴园时的日常起居,根据张永福的回忆是这样的:

每日晨未餐前必先批阅友人远来之信札,读后随着答复,信中虽然无要事,亦无不答复者。餐后稍息,又写致各方面之书翰,每至傍午,日必缮书十数封,凡晚餐客去后,即相约而奕,至深更乃辍,日以为常40。

当时为什么要选择晚晴园,作为孙中山下榻之处呢?

陈楚楠在1940年元旦追述“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的演讲中说:“第一固然是因为张永福同志昆仲的物产,第二是因为这座屋子在那一个时候还算是很不错的。…最重要的,就是这里的地方很静肃,离市区颇远,我们在这里聚会,才不会惹人们的注意,引起误会。”张永福以晚晴园招待孙中山,“并无收一文的屋租”,至于孙中山在新加坡期间的一切开销,都是由陈楚楠和张永福两人分担41。

1906年7月初,孙中山与胡汉民从日本抵达新加坡,由林义顺到码头欢迎。上岸后,先到张永福的新长美布庄坐谈,然后乘马车(当时汽车甚少)到晚晴园安宿。张永福当时以电话通知同盟会志士,关照他们到晚晴园会见。这是孙中山第二次下榻晚晴园。此次来新,为当地政府知悉,乃请孙中山到华民政务司处会谈。殖民地政府还派了华籍便衣暗探十多人,日夜轮流在晚晴园处四处极梭巡。名为保护,实则监视。不过,负责监视晚晴园动静的巡长,后来却被同盟会的人收买,做了“密探中之密探”42。

这次孙中山在晚晴园住了一个半月,至1906年8月底, 才离去43。旅新期间的最大收获, 就是制定同盟会党章44。巩固革命组织, 并将之扩展到马来半岛。1906年8月以后,芙蓉、吉隆坡、怡保、槟城等地相继成立了同盟分会,“作为全球性反清革命的中国同盟会的一环”45。

1908年3月,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黄兴等,先后回到新加坡,仍旧住在晚晴园。对孙中山而言,这是他的第六次抵新,也是最后一次下榻晚晴园。张永福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晚晴园这回人数增多…自然不免有人满之虑,但统是一家人,地方虽浅狭些,三二人共一床,亦算将就过去,孙先生便将镇南关所竖的青天白日旗,及俘获清军所穿的前后补心的军衣三四件,带来展开与同志们观看”46。

这次孙中山来新加坡,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同盟分会自1906年2月在晚晴园成立至今,已臻两载。两年来,一连串六次在华南的起义,没有一次成功。会员们历年出钱出力已感疲惫心竭,逐渐对革命失去当初的热诚。再加上满清驻新加坡领事不时要求殖民地政府干涉革命志士的行动,致使革命活动陷于困境。这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最低潮的时期47。

孙中山在晚晴园住了三个月,清楚地看到同盟会会员对革命失去信心,于是改组组织,在1908年7月成立南洋支部,想藉此唤起当地党人的热诚,可是结果却使他失望。不久,他往槟城扩展党务,住了一个半月才回新加坡。1908年10月28日,再度北上,在芙蓉、吉隆坡、怡保、槟城辗转了十天,主要的目的在筹捐起义经费,依然使他失望,遂于11月9日回新。11月20日到曼谷筹款,也没有成绩。此后有五个月之后,虽留居新加坡,但却不住晚晴园48,而是改住在两处旅店:一为客纳街(Club Street)85号,一为丝丝街(Cecil Street)77号的旅店。

1909年5月19日,孙中山离开新加坡前往欧洲,结束了这为期最长,但也是最令他痛心的一次新加坡之行49。

孙中山之所以搬离晚晴园,动机何在,目前无法找到资料解释,但极可能与当时的经济情况有关。最后在无法可施的情况下,不得不另谋发展,于1909年初将南洋支部迁往槟城,以求获得新的力量来支持。50 从此晚晴园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便居于次要的地位,槟城遂成了同盟会在东南亚的另一革命基地。所以,1911年3月29日的黄花岗之役,就是在槟城策划的。51

四、希望富商慷慨解囊

孙中山在新加坡,除了以晚晴园为主要的反清革命基地外,也用陈楚楠的板厂(美芝路327号)和张永福的新长美布庄(美芝路105号)为通讯协商地。1908年12月以后,他改住在客纳街85号及丝丝街77号的旅店。客纳街85号遗址尚在,现为货仓,满目苍夷;丝丝街旅店已于卅年代拆除52。1970年4月,当南洋大学历史系同学展开《兴利芭村史调查》的时候,当地父老却说孙中山也曾到过义顺区。

根据父老的口述资料,在通益公司树胶厂的熏房内,有一口“中山井”(井的四周并没有注明是“中山井”),是当年孙中山用来冲凉的。“通益”是林义顺开设的,现为炎洲贸易(私人)有限公司(Kota Trading Co Sdn Bhd),厂址在三巴旺十里处。至于中山井,如今只是一池死水而已53。父老们的口述资料,是否正确,目前没有文献佐证,只好存疑。

原址在亚米尼亚街51号(Armenian Street),现已搬迁至广东民路(Cantonment Road)的“同德书报社”名匾,乃是孙中山题赠。这是新华历史的珍贵文物。

孙中山虽然多次来新,但他对自己的身份与行踪以及革命活动的情形,却保持高度的秘密,不愿公开让人知道。他第一次来新是用假名,所以当地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身份54。1906年8月离开新加坡时,“留下他军事上秘密的名字,叫做高野,以后通信是用高野的名称。孙文、孙逸仙等正名字亦少用了。”为了保密,“当时闽潮同志通讯暗约是以武公代孙文二字”55。

既要鼓吹革命,又要保密,似乎互相矛盾,其实不然。因为孙中山领导革命所用的主要方法,“是经由个人的接触,而不采用公开的群众煽动的方式。”他是希望华人富商可以慷慨输囊,支持武装起义的经费56。

孙中山有这种“由上而下”的革命方式,很可能受到1900年新加坡富商邱菽园帮助叻币廿五万元予保皇党的汉口起义一事所影响57, 在他看来,说服一人较说服多人容易,同时还能保持高度的机密性。但弊病也在此,如果这些少数人答应支助革命,或是本来答应过后又反悔,则原来的计划也将因此落空。河口起义的失败,原因在此。另一方面,这种保密的策略,导致了孙中山的接触面,亦仅局限于一小部分人。辛亥革命在新加坡引不起热烈的响应与广泛的支持,原因亦即在此58。

五、新华社会分化

尽管如此,孙中山在新加坡鼓吹革命的结果,对当地的华族社会,也有一定的影响。如果说,当年的新华社会,是分成“亲英”与“亲华”这两大社群的话,那么,孙中山是将“亲华”的社群,“再分化”为“革命派”与“保皇派”两个阵营。本世纪初,《总汇报》(代表保皇派)和《中兴日报》(代表革命派)的论战,就是这一事实的反映59。另一方面,新加坡革命党人林义顺等把革命宣传品带到闽南潮梅各处分发,又助长了华南地区反清的革命运动,遂有中国近代史上的黄冈起义(黄冈位于闽粤交界处),这是新加坡华人影响中国革命的一个实例60。

此外,又由于孙中山的影响,鼓励读书阅报,宣传革命党的书报社,如同德书报社(潮帮),开明书报社(粤帮)及同文书报社(琼帮)等,如雨后春笋,相继成立61,从而提高了华人的政治意识,为本世纪三十年代所展开的新马华人援华抗日的救国运动,奠定了历史的基石。

晚晴园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已发不出什么作用,人去楼空,便沉寂下来。又因屋主张永福致力革命,无暇顾及本身事业,几致破产,于是把晚晴园变卖给印度商人。而印商也不常住此,晚晴园一度变得凄清冷落。1937年,李光前、陈延谦等合资购下晚晴园,重修后开放供众凭吊。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沦陷。

在日本统治下,晚晴园被充作日军通讯营。1946年和平后再重修,作为中国国民党驻新加坡支部办公室直至1951年为止。至此晚晴园又由复兴而荒弃下来。十五年后的1966年,适逢孙中山诞辰百年纪念,在中华总商会董事诸公的倡议下,完成第四次重修工程,重新开放至今62。我们相信,这座作为当年反清革命基地,具有轰轰烈烈的历史的晚晴园,在中华总商会的管理下,将永垂不朽!

民国廿六年 (1937年),李光前、李俊承、李振殿、陈延谦、杨吉兆、周献瑞六位侨领联合购回晚晴园。

摘自《人文与社会科学论文集》(第七卷)

(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奋斗报出版,1987年),页105-115

注 释

1 Wang Gungwu, “Sun Yat-sen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 XV, Pt 2 (Singapore: The South Seas Society, Dec 1959), pp. 55-68.
2 陈楚楠追述,“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东南亚研究学报》(创刊号),(新加坡大学历史系,1970年8月),页50-54。
3 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新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页110注27。
4 “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页54。
5 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上海:中华书局,1933),页9。
6 同注4。[原诗]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 ( 李商隐 : 《晚晴》 )
7 国家档案局所藏晚晴园建筑图样,列号BP 46/29。
8 成忠,“新加坡晚晴园”,《新加坡同德书报社七十周年纪念特刊》(1980-81),页143-146。
9 橡胶历史文物研究小组编,《晚晴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71年),页24-26。
10 笔者于1987年5月7日视察晚晴园时,与负责人交谈所得的结论。
11 《晚晴园》,页26。
12 巴拉甸风格起源于十六世纪的意大利,是希腊罗马式建筑的复兴形式,它盛行于欧洲,直到十九世纪为止。巴拉甸风格的创始者是意大利建筑师巴拉甸(Andrea Palladio 1508-1586)。参阅 John Harris, “The Palladians” (New York: B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82), p. 11.
13 最早在新加坡提倡巴拉甸风格的是哥里门(G. D. Coleman)。他是一个建筑师,后来成为公共工程局的监督官和土地测量师。不过,他并未将巴拉甸风格全盘抄袭过来,而是将之加以调整,以适合热带的气候状况,进而发展成一种称为“古典殖民地别墅”的建筑风格。参阅 Jane Beamish & Jane Ferguson, “A History of Singapore Architecture – The Making of a City” (Singapore: Graham Brash Pte Ltd, 1955), p. 19, 117.
14 晚晴园楼房的面积,是从1929年的建筑图测量而得的。
15 1963年6月29日大人路加宽工程竣工后,还举行了一个通路典礼大会。
16 孙中山八次旅新的时间及住处,是笔者根据下列的资料整理出来的:
(a) “Sun Yat-sen and Singapore”;
(b) 《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
(c) 《南洋与创立民国》页4-49;
(d) 《晚晴园》,页21。
17 《新马华人与辛亥革命》,页108, 112-113。
18 这次孙中山来新加坡的目的,是要与康有为会面,共商救国大计,并筹集即将发动的惠州三洲田起义的革命军费。1900年7月6日,孙中山的日籍友人宫崎寅臧先到新加坡,康有为不但避而不见,反而诬告宫崎是慈禧太后派来的刺客,宫崎因此被捕,三天后,孙中山从西贡赶来,也身陷重围。幸得侨领林文庆博士从中说项,才得以无事。不过,宫崎乃被当地政府驱逐出境,永远不得进入新加坡。见《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页51。
19 《新马华人与辛亥革命》,页108。
20 Chen Mong Hock,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1912)”,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pp. 80-81.
21 《南洋与创立民国》,页8。
22 1887年,孙中山在香港读书时,课余致力于鼓吹革命,附和者有:陈少白、尤列及杨鹤龄,时称“四大寇”。1901年初,因惠州起义(1900年10月)失败,尤列避难新加坡,发起中和堂组织,继续反清活动,曾悬挂惠州革命军用的“青天白日旗”作为标帜。尤列曾在单边街(即今毕麒麟街上段,Upper Pickering Street)草药行医,善治花柳杂症,小有名气。
23 《新马华人与辛亥革命》,页108-109。
24 “Sun Yat-sen and Singapore”, p. 59.
25 《新马华人与辛亥革命》,页109-110。
26 “Sun Yat-sen and Singapore”, p. 60.
27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纪念孙中山先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10月)之“组织革命团体”。
28 “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页52。
29 《南洋与创立民国》,页10。
30 同注28。
31 《南洋与创立民国》,页10。
32 同上注。
33 《新马华人与辛亥革命》,页111。
34 《南洋与创立民国》,页11。
35 《南洋与创立民国》,页10。
36 “Sun Yat-sen and Singapore”, p. 60.
37 《南洋与创立民国》,页12:同盟会成立后,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组合的。如今同志廿多人,一旦信仰相同,大家亲热起来,常在晚晴园聚餐讲话,由下午集合直至半夜,高兴的时候,竟谈到月落参横。
38 同上书,页13。
39 《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页53。
40 《南洋与创立民国》,页94-96。
41 《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页52。
42 《南洋与创立民国》,页13。
43 “Sun Yat-sen and Singapore”, p. 60.
44 《南洋与创立民国》,页13。
45 《新马华人与辛亥革命》,页114-120。
46 《南洋与创立民国》,页48-49。
47 欧阳昌大,“新加坡华人对辛亥革命的反应”,《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12月),页93-95。
48 同上注,页102-103。
49 “Sun Yat-sen and Singapore”, p. 64.
50 “新加坡华人对辛亥革命的反应”,前引书,页95及103。
51 “新加坡晚晴园”。
52 “Sun Yat-sen and Singapore”, p. 61, 64.
53 华族村史调查小组,《兴利芭村史调查》(南洋大学历史系,1970年4月),页27-28。
54 “Sun Yat-sen and Singapore”, p. 58.
55 《南洋与创立民国》,页12-13。
56 《新马华人与辛亥革命》,页118。
57 同上书,页121。
58 《新加坡华人对辛亥革命的反应》,页89-118。
59 Chen Mong Hock, opcit, pp. 86-110.
60 《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页53。
61 《南洋与创立民国》,页92。
62 《晚晴园》,页23-25。

转载自柯木林先生新浪微博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e4db230100cbr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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