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初的地方军事化 ——评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者及其敌人》

晚清民初的地方军事化

——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者及其敌人》

明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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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飞力(Philip A. Kuhn)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者及其敌人》是一部关于19世纪中国地方军事化的研究著作。作者运用了社会学的阶层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以及政治学关于权力和政治结构的理论,来分析中国晚清时期的地方武装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地方志,包括有关地方军事的《湘军新志》、有关地方行政的《宧海指南》以及各地的“县志”、“府志”等,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清朝末年,武装力量旁落到地方名流。有别与明清以前,平民随时会被征服兵役的府兵制,明清的平民和军事家庭之间有了正式区别。清朝统治者意识到军民混合无益于耕作,再加上清政府在18世纪末已经解决了它在亚洲腹地的军事问题,因此免除了属于民籍的多数人民的国家兵役,并授权地方名流征集民兵以维持地方秩序。后来,这股力量的规模愈来愈大,性质也愈来愈多元复杂。到了晚清动乱时期,清朝统治者甚至需要依赖地方名流去镇压叛匪,才得以延续其政权。作者把此社会现象称之为“地方军事化”[1][1]。

作者认为晚清的地方军事化有“正统”[2][2]与“异端”[3][3]的层级分野。正统的地方武装有地方军、勇(雇佣军)和团练。异端的则有村社武装、股(盗匪)和堂。同样运用了“正统—异端”模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还有美国学者保罗・柯文(Paul A. Cohen)。他认为中国民间宗教有正统和异端两大类别。正统的是儒家,获得唯我独尊的地位。其他信仰则往往因被视为异端而遭受打击。他根据明末清初反对天主教、清末抗拒基督教等现象,得出“中国有一个反对异端的传统”[4][4]的结论。

基于性质上的复杂性,我认为以正统与异端划分地方武装与民间宗教很容易会让人对历史产生误解。以天地会为例,它虽是非法,但其文化取向却是正统的思想。它重视传统的家庭伦理、拥护传统的王朝观念,与正统的官僚士绅相近。[5][5]但是作者过去却把它定为异端组织,后来在新版的序中才更定为正统组织。同样的,民间宗教也不应该作合法与非法的划分。我认为民间宗教的产生,是因应民间社会的需要而来的,地方政府从来不会视为非法而禁制之。除非它的发展与地方官绅的利益发生冲突,或者是在该教门的势力扩大至一定程度,宗教领袖又有政治野心,才会遭到政治的压迫。本书主要涉及的两个叛乱事件——白莲教与太平天国,均有上述特点。

1796年至1805年的白莲教叛乱暴露了表面看起来强大的清朝军事体系的虚弱,给朝廷的威望和财政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清朝几乎没有改变它的军事制度,继续依赖地方武装维持治安。鸦片战争期间,三元里人民抗英等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在英国人和朝廷官员的压力之下,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创办由地方官僚领导、以保甲为基础的“团练”制度,以约束名流的地方武装,避免排外事件重演。对于这一改变,作者给予较高的评价。他认为“动员民众当民兵是政府的正当职责”,此举不是对“地方势力的让步,而是重申国家对农民地区控制的一种方法”。[6][6]我认为,朝廷创办的团练,非但不是用来抵御外国侵略者,反而是用来控制企图抵御外国侵略者的本国人民,以国家尊严的角度来看,不应给予如此高的评价。然而,团练作为一股有能力平灭叛乱的力量,确保了清朝政权的稳固、维护了国家的正常运作,还是具有正面意义的。

白莲教叛乱平灭后的半个世纪,太平军又企图通过叛乱来夺取政权。作者认为太平军具备了成功通过叛乱夺权的条件。它的军事实力足以破坏正统的武装力量。他们在战略上力图控制行政城市,从而据有经济和交通的中心以及政治合法性的象征。除了军事斗争外,他们还力图通过《天朝田亩制度》建立对农村地区的控制,并恢复那里正常的生产力和兵源。虽然如此,历时13年的太平天国叛乱还是逃不过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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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撼动了清皇朝的半壁江山。

作者将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归咎于以下几点:一、太平军企图把一整套高度人为与军事化的制度用于自然形成的地方社会中,不但难以辅助实施,还引起人民的不满。再加上太平军以粗暴的勒索形式要求“进贡”,以至地方组织团练抵抗太平军。二、太平军没有为长期执政作长远打算。他们在1853年沿而下横扫全湖北期间,并没有在占领的县设地方政府。从武昌等市镇征集了人员和财富之后,就放弃了攻陷的城市直入南京。三、以城市为基地的太平军未能渗透农村地区氏族的势力和资源。再加上缺乏干练的干部,太平军不得不依靠本地的领导在县以下的行政机关工作,因而对农村地区的控制被削弱了。此外,我认为太平天国失败的主因还在于洪秀全未能诉诸黎民百姓的返清情绪,又无法与捻乱与红巾军两股叛乱势力相互协调,以至太平天国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再加上洪秀全作为其领袖不但没有妥善地处理执政事务与宫廷斗争,反而沉溺酒色逸乐之中,使太平天国陷入绝境。

汉族名流所组织的团练在平灭这次叛乱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更成为了对抗太平军的主力。清朝的统治者意识到,要维护清朝的统治,就不得不改变过去那种不敢对汉族官员委以重任的惯例。因此,从咸丰帝起,清朝开始倚重汉族官员。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相继受重用,汉族官僚势力开始扩大,并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

在垂死边缘的清王朝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力图“使其行政现代化的这一为时以晚的行动在许多方面以日本为榜样”[7][7],发起“地方自治运动”[8][8]。然而,清人发起的“地方自治”既不是代议制政府,也不是日本明治时期的“地方自治”,而只是在官治的范围内让地方名流执行地方管理工作。它使名流在地方的权利合法化,却也使更进步的地方自治倡导者(如董修甲、孙中山等人)的现代化目标被传统势力大大削弱。作者以湖南为例,证明名流到了民国时期继续以社长、保长、团长等头衔,在区、乡等自治政区里行使他们征税、收租、建立民兵和治安的权限。然而,美国学者爱德华・麦科德(Edward A. McCord)认为20世纪早期以至二三十年代的军阀与19世纪中叶的地方军事化不是一脉相承的。[9][9]民国期间所出现的军阀应看作地方军事化的新生,而不是过去的延续。[10][10]由于晚清地方军事化的水准很低,在加上太平天国以后,官方加强了对地方军事的管制,因此我认为麦科德的观点较合乎情理。

作者认为太平天国的失败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始。由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有其很深的社会制度的根源,因此作者怀疑中国历史的近代时期能够用主要的外部事件,如鸦片战争来画界。为了能够清楚区分清代统治的衰落和传统中国社会作为整体的衰落,作者建议以地方军事化形成的1864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之后,即使面对一系列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内部和外部压力,中国政权及其统治家族仍能延长其生存期;而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中国的政权和社会从此以后无法再按照旧秩序的模式重建起来。我认为鸦片战争并非如作者所说的,是一件纯粹的外部事件。它标志着中国从传统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传统社会的开始,比太平天国这场以失败收场的叛乱更具代表性。因此,我认为以此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较为恰当。

作者的观点被认为是打破了过去“冲击—回应”[11][11]、“传统—现代”[12][12]与“帝国主义”[13][13]三种以“西方中心观”[14][14]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模式,具有开创性意义,对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5][15]他以中国人口的增长、物价的暴涨、经济竞争的加剧、铸币量的大幅度增加等问题证明西方大规模冲击中国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出现危机。有学者认为他过分夸大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立性,相对地忽视了西方入侵中国对中国的影响,对西方入侵带给中国的灾难所作的研究略显不足。[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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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太和殿,大清皇朝权力中心的象征。

作者的论著大多是针对对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些个案展开的,其优点是能够把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按层次和地域区分,从而看到以往学者没能注意到的许多层面。[17][17]但是,他的论著也相对的缺乏全局性的系统研究,影响了其客观性和科学性。[18][18]例如,作者以华南与华中地区的资料来说明全国的问题,似乎是以偏概全、缺乏代表性。[19][19]我建议作者针对北方与南方团练之间的差异作进一步分析,或许能够更彻底地了解中国晚清时期的地方军事化。另外,作者也未能明确地为民团观念与军事化观念,团练与勇营、名流与绅士等概念下定义。基于这些概念的复杂性,尤其是“科举制度结束以后,原来用来确定绅士的几个正式特征已不再适用”[20][20],这个缺陷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果能够在书中大概地区别这些概念的话,必能使其内容更加明白易懂。

作者是清史网副主编


书目

专书

1) 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者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2) 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论文

1)林满红〈美国著名学家孔飞力〉,《文史哲》1996年第6期,页37

2)宋桂英〈清代团练问题研究述评〉,《文史哲》2003年第5期,页164

3)陈君静〈孔飞力和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页64

4)张仲民〈一个思考:由柯文“中国中心观”谈起〉,《世纪中国》

http://www.cc.org.cn

5)Edward A. McCord “Militia & Local Militarization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 The Case of Hunan” Modern China, Vol. 14, No. 2 (Apr 1988):

156-187

6)Jane Kate Lenard “Book Review of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9, No. 4 (Oct 1974): 1230-1231

[1][1] Local militarization

[2][2] Orthodox

[3][3] Heterodox

[4][4] 梁家鳞〈六・教案与义和团事件〉《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www.cclw.net)

[5][5] 林满红〈美国著名学家孔飞力〉,《文史哲》1996年第6期,页37

[6][6] 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者及其敌人》,页63

[7][7] 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者及其敌人》,页222

[8][8] Self-government movement

[9][9] 宋桂英〈清代团练问题研究述评〉,《文史哲》2003年第5期,页164

[10][10] Edward A. McCord “Militia & Local Militarization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 The Case of Hunan”

[11][11] Impact-response paradigm

[12][12] Tradition-modernity paradigm

[13][13] Imperialism paradigm

[14][14] Western-centeredness

[15][15] 陈君静〈孔飞力和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页64

[16][16] 陈君静〈孔飞力和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页68

[17][17] 张仲民〈一个思考:由柯文“中国中心观”谈起〉,《世纪中国》www.cc.org.cn

[18][18] 陈君静〈孔飞力和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页68

[19][19] 宋桂英〈清代团练问题研究述评〉,《文史哲》2003年第5期,页164

[20][20] 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者及其敌人》,页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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