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

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

冯尔康

关于清代历史的研究,从清朝灭亡算起,如今已有九十年了,对于研究状况的回顾与展望,已有学者(如高翔、何龄修等)进行了。我没有能力作出研究性的小结,只是依据个人研治清史的体会,谈一点看法。

清史九十年的研究史不算短了,中外的研究者很多,最早的清代通史,还是日本人稻叶君山著作的,我这里仅仅说明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和下半叶大陆学者的研究成就和值得注意的问题,由于九十年的时间较长,就采取详近略远的方法,主要介绍近二十多年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形,采用概要法,提纲式地以一些著作为例进行说明。

、清史研究状况及研究机构

(一)研究阶段:

  • 1.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起步。系初步开展研究,产生许多部清朝简史性的著述及编年性的书,重要而影响深远的著作是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孟森的《清史讲义》、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个时期研究的缺点是受反满革命的影响,对清朝否定较多;叙述政治事件也较多,而缺少分析;这是研究起步阶段的必然现象。
  • 2. 四十至七十年代的平缓发展。有重要著作,如郑天挺的《清史探微》;研究的内容较前一阶段广泛,对学术史和思想家、学者、艺术家研究较多;另一重要内容是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在对《红楼梦》的研究中,涉及到它的时代背景;少数民族史及民族学田野调查开展得颇有成就。从今天对于清代通史的研究来看,此时研究的缺陷在于历史分期方面。因为社会历史的分期以鸦片战争为分界线,这就割断了清史,造成干嘉、道咸史之间不能通贯研究及清代通史的割裂;过分集中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影响对其他历史事相的研讨;民众运动史(秘密结社、秘密宗教、农民战争和暴动)的研究受阶级论影响至大,或多或少地失去客观性。
  • 3. 八十年代以来的大发展。来势较猛,与其它断代史的研究相比,显出一种爆发力和活力;研究所涉猎的范围较广,举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社会、民族关系、中外关系以及清朝先世的历史(“先清史”),无所不及,档案史料的整理与出版、研究亦在进行,此外清代史料学亦有学者关注;各种类型的著作相继问世;研究队伍较大。这个时期的具体研究成果,以下将做说明,这里不作赘述。

(二)断代研究:

在断代史研究中,清史研究尚未脱离“后进”状态,毕竟比其它朝代的历史研究起步晚,史料大多未经整理,研究队伍不整齐,少见隋唐史研究那么多的大家,需要深入进行研治的领域尚很宽广,研究有待深入和发展。

(三)研究机构:

研究机构较多,主要的有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清史研究室和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育部人文学科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清史研究室,以及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历史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北京、辽宁、吉林等省市的社科院历史所。

 二、关于清朝通史的研究

 (一)清代通史研究专著:

  • 萧一山,《清代通史》,使用近代方法编写清史的开山之作,史事叙述较多,然亦杂揉了一些历史传说。
  • 孟森,《清史讲义》,对清代的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的认知相当深刻,影响后来的研究者。
  • 郑天挺,《清史简述》,只有几万字的书,然而涵盖量较大,且有通贯的观点;他对清史的见解,另见其遗著、今年梓行的《及时学人谈丛》。
  • 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上、中二册,经济史部分有所建树,系多人写作,未能形成浑然一体之态。
  • 王戎笙主持编著的《清代全史》(十卷本),各分册主编多为明清史大家,如李洵、郭松义、韦庆远、叶显恩、喻松青、宓汝成等,又汲取了八十年代的清史研究成果,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二十世纪清代通史研究的不甚连贯的总括性成果。
  • 杜家骥,《清朝简史》,简明而又凸出制度史的内容,是较好的清史教材。

(二)编年体通史,有两种类型,一为编年体,一为通鉴体:

戴逸主编,《清史编年》,以朝、年为单元,每朝一册,康熙、乾隆二朝因年久事繁,各为二册;就我所读过的康雍干三朝的印象,主要依据清代历朝实录编写,并且容纳了许多其它文献、外国文献的资料,既见功力,又有价值,当然亦有可议之处,如重要事情的遗漏。

《清通鉴》:二○○○年同时问世两种《通鉴》,一南一北,南为章开沅主编的,北为戴逸主编的。南方的未得机会阅读,北方的读过一部分。此类书,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蓝本及标尺,非常难做,不易企及。因此有看过北方本的学者说,需要加工的地方太多,对其中的一些部分,如若写出纠正文字,恐怕比原文还多。这类书难写,慎重为之,是应有的态度。

(三)中国通史著作中的清史部分:

中国古代史或中国通史的各种专著,往往有清代部分,有名的是郭沫若主编的、范文澜的、翦伯赞主编的,以及我的同事们共同撰写的《中国古代史》。

范文澜只写到唐朝五代,宋代以下有蔡美彪主编,其清代部分为《中国通史》第十册(1992年),并未包括鸦片战争以后的清史,不过蔡美彪仍在继续这一事业。

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清代卷(上)》(1997年),也只写到道光朝。此二书虽说出版较近,然均写作在八十年代末,就中国通史一类的书来就是比较晚近的,因而可以参考的因素相对较多。

 三、清代专门史研究

(一)政治史、制度史和帝王史:

清代各个皇帝皆有传记,有的不止一部,例如乾隆帝(1711-1799, 1736-1795在位)及其时代的,有周远廉的《乾隆皇帝大传》、白新良的《乾隆传》、唐文基等的《乾隆传》、庄吉发的《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戴逸的《乾隆帝及其时代》等五部,头四种资料丰富,后一种以分析见长;用传记体裁,反映一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历史事件,如拙作《雍正传》(有台湾商务印书馆版);专门制度史,如郭松义的《清朝典制》,较全面地涉及清朝的各项典章制度,二○○二年出版的白新良的《清代中枢决策研究》,论述中枢决策的机构、制度及政策的形成与贯彻;经君健、许檀等的《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

(二)社会史:

系近年热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日益广阔,且有所深入。如对疾病医疗史的研究,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和社会》,论及瘟疫流行的特征、瘟疫的种类、疫情的地域性、传染源,社会和政府的对策及对瘟疫的控制,是比较有意识地进行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开始阶段的代表性著作。

小田的《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对庙会史作出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与历史系的跨学科研究,认为庙会具有神圣与凡俗的混合性,并非单纯的神圣性,或经济性、娱乐性。赵世瑜等的《太阳生日:东南沿海地区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使用历史记忆的理论,发掘鲜为人知的民族记忆。从这两部书和一篇文章,不难了解社会史研究的方法多样性和研究内容的拓展性和深入开展的状况。

概括一代社会生活状况的是我和常建华合著的《清人社会生活》,我写此书,试图建立清代社会生活史的一种研究和描述的框架,所叙述的内容从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到社会问题,以及少数民族的生活。

商人史和会馆史,尤其是徽商和晋商、海商研究成绩显著,徽商的研讨同徽学的产生密切相关,徽商的经营方式、道德、与家族关系、家庭、文化价值取向及自卑心理、与小区关系诸方面均有一定深度的涉及,主要研究者为叶显恩、唐力行、张海鹏、周绍泉、王振忠等,我对徽商与扬州关系的讨论,是关注移民史,即徽商通过投入当地文化教育、城市设施、河道疏浚的建设,融入地方社会。会馆史有王日根的专著《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考察了会馆发生、发展及其社会背景,它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内涵以及历史地位。

宗族史的研究状况,走出先前的族权是政权附庸的定性式讨论模式,考察宗族活动及族谱的社会、文化功能,与小区社会及神灵信仰等方面的关系,颇有成就的研究者有张研、朱勇、刘志伟、常建华、郑振满、陈支平等,赵华富开始注意到宗族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个人则将清代家族史的研讨延伸到当代,写出《十八世纪以来的家族的现代转向》书稿,于二○○一年十一月交给出版社等待印行。

秘密社会史:从陶成章的著作开始,即从二十世纪前期到八十年代以前的研究基本上是为表彰民众运动,近期发展为两个阶段,为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学术研究,有喻松青、蔡少卿、秦宝琦、赫治清、李世瑜等人的专著,注重于会党和白莲教等组织的源流、发生时间、性质、文献;如今从学术上转向文化层面研究,有的同政府合作,研究黑社会及邪教问题。

法制社会史:开始是法典、司法审判制度研究,如张晋藩的《清朝法制史》、《清律研究》;近日研究者瞩目于礼、法、习惯、情理的综合研究,注重司法实践,从司法过程看民间社会、民间调解,进行法学、史学、社会学的结合研讨,二○○二年张仁善发表《礼.法.社会──清代法律转型与社会变迁》一书,清理出清代礼与法由合一到分离的线索,分析了礼法演变对传统中国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影响,认为礼法分离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开端,也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里程碑。

(三)人口史:

清代人口爆炸,今日人口之多成为近代化的一种负担,因而人口史为学者所留意,八十年代以来的研究似有两个阶段,前期注重人口数字,讨论丁口、户口之别,以致希望从族谱中获得比较确切的人口数字;近来则在关注人口行为方面,即人口生育及控制,婚姻、家庭、移民,如二○○一年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召开「历史上的中国人口行为国际学术讨论会」,论及中国的人口控制的手段──溺婴,婚姻论财习俗下男性失偶所造成的客观上的控制人口生育,评论李中清、王丰的《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和中国的现实(1700-2000)》。

郭松义著《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利用大量的数据说明下层社会的婚姻行为、伦理与上层社会的不同。王跃生撰著《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建立在一七八一至一七九一年个案基础上的分析》。

(四)满族史和民族史:

主要讨论的是满族社会文化史,汉军旗人的族属定位(如曹雪芹家族的旗籍),皇室研究(杜家骥的专著),八旗制度和萨满教专著较多;北京满学会和社科院满学所连续召开专题研讨会,阎崇年主编《满族研究》,已经出版六辑;王锺翰对新满洲(锡伯族等)的研究和文献的解读有独特贡献;藏族史与藏传佛教史的研究同步进行;蒙古史同满蒙联姻史的研究结合进行(杜家骥的研究成果)。

(五)思想文化史:

对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傅山、戴震、龚自珍、郑燮和「扬州八怪」、朱耷等思想家、学者、书画家的研究较多,涉及到学术流派,经世致用之学、朴学、理学、公羊学的争论与流变;近年学者提出思想、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并有初步研究成果的展现,如刘志琴主编的多卷本文化史《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及薛君度、刘志琴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

(六)中外关系史:

对传教士及教案的研究较多,如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亦有成果;但整体讲,研究仍属于薄弱状态,因为受限于外文数据的利用,拉丁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荷兰文的有关史料尚未翻译,基本上不能使用到研究中来。

(七)华侨史和海外贸易史:

晚清海外移民史及侨民与家乡、祖国的关系。近年研究发展迅速,杨国桢、李庆新等多有成果,个人作有《晚清南洋华侨与中国近代化》。

(八)十八世纪的中国史研究:

一九九四年有专门研讨会的召开;一九九九年戴逸主编的《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问世,含九卷,为导论、政治、军事、边疆民族、农民、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对外关系。

四、清史的主要史籍、出版及研究

(一)《清实录》(清历朝实录):

各朝分纂实录,如乾隆朝,曰《高宗纯皇帝实录》(即《清高宗实录》),后世印刷历朝实录,名曰《清实录》,已印有台湾版,北京中华书局与四川巴蜀书社合印本。它的内容浩繁,资料丰富,共有四千三百六十三卷,乾隆朝为一千五百卷,为清史研究的必读史料。附带说一下《东华录》,有蒋良骐、王先谦分别编写的几种本子,亦系编年体写法,蒋氏之作有实录所没有的内容,而王氏之书部头较大,在清实录印刷稀少之时,研究清史得以其为基本史料读物。

(二)《起居注册》:

历朝所修,编年体写法,数量大,一般是一月一册或二册,今日的出版品,以朝命名,如《康熙朝起居注》、《雍正朝起居注册》,内容上,大事之外,侧重皇帝个人活动,以及某些政策的讨论过程。由于是当日纪录,一月后整理,次年年初定稿,故其形成早于「实录」,更是第一手史料,价值甚高。

(三)“朱批谕旨”、“上谕档”、“履历引见档”等:

“朱批谕旨”已出版的是康熙、雍正两朝的,各有满汉文本,以雍正帝(1678-1735,1723-1735在位)的《朱批谕旨》最为著名与有学术价值,宫崎市定等日本学者对它连续进行了十九年的研讨,可知它的特殊价值;清朝皇帝在对知县以上的地方官,乃至低于知县的地方税务官员的任命之前,官员自身及其主管部门都要写出他的履历,皇帝在接见时亦会写出对该员印象的评语,然后才会作出任用的决定,这样就形成了“履历引见档”,今藏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已于九十年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从这类档案中可以获知官员任用的程序、标准与皇帝的勤政状况及其从政能力。

(四)档案:

数量最巨大,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一千万件册以上,台北故宫博物院亦多,有两百零四箱,如传记档中的各种人物传记稿本,各种稿本的本纪。此外辽宁省档案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亦多。山东曲阜藏有大量的孔府档案。档案的保存、编目与图书不同,区分为全宗(以存档的衙门命名),下分类别,分朝年,如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或婚姻奸情类,拥有经济史、社会史最好之材料。他如内务府全宗、宗人府全宗为研究皇家生活的不可忽缺的史料。档案的编辑出版物甚多。

(五)地方史志:

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333 主要是地方志,有官修制度作保证,所修甚多,《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所著录的今存八千二百多种方志,有一半以上是清代编修的。方志不仅有地方人文社会的资料,还注意到生态环境资料的保存。

(六)族谱:

是中国历史文献的一大特色,今日保存的数量之巨,以万计数,见于《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就有一万四千多种。它是家族史、人口史、婚姻史、地方史的基本史料之一。

(七)文集:

清人诗文集,数量巨大,二○○一年梓刻的柯愈春编《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介绍四万余种别集;这些集子蕴藏清代历史的方方面面的宝贵资料。

(八)《四库全书》:

乾隆年间编辑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当时抄写七部,今有台湾商务印书馆版、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它汇集乾隆以前的图籍,包括许多清人的著作;同时纂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逐一评说所收图书与存目图书。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全书》存目而未收之书,台湾庄严文化事业公司予以印行。

《四库毁禁书丛刊》:编辑《四库全书》时毁禁的书籍,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于一九七七年刻印一部分,北京出版社于一九九七年全部印刷。

《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忽视的古籍,以及乾隆以后出现的重要书籍,学者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从事选择与撰写提要,予以结集,于九十年代蒇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刻行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由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济南齐鲁书社出版。

(九)清史史料学的研究:

对于汗牛充栋的清代文献,有的学者进行了史料学的研究,以便清史研究者的利用,出现以下作品:

  • 庄吉发,《清史史料论述》,文史哲出版社。
  •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北京中华书局。
  • 沈云龙,《近代史史料考释》,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 拙作《清史史料学初稿》,南开大学出版社。
  • 拙作《清史史料学》,台湾商务印书馆。
  • 拙作《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五、《清史稿》及开始启动的“大清史”的编纂

(一)《清史稿》的编纂(1914年启动)与出版(1928年关外一次本;1977年北京中华书局点校版),系不可废弃之书,然而错误百出,不足以令人相信,总为后人所不满。

(二)对《清史稿》略事增删的《清史》(8册,台北:国防研究院,1961)与对《清史稿》纠误的《清史稿校注》(18册,台北:国史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合作,1990)。纠谬的书比原书的分量大得多,可知《清史稿》的误失实在太多,所以台北有关人士希望重修。

(三)开始启动的「大清史」工程:大陆清史学者病诟《清史稿》,又有隔代修史的情结和使命感,除五六十年代在小范围协商之外,于八十年代前期提出编写大型清史(俗称「大清史」)的规画,预期取代《清史稿》,为古代纪传体史书作一终结,然因编修这样的巨著条件尚未成熟(档案史料整理有待加强,专题研究尚不深入),未能获得有关方面允准,二十一世纪到来,权威学者再次倡议,得到批准,于二○○二年十二月中旬正式成立编纂委员会,可视作工作开展之始。

据闻二○○三年一月将会有大规模的会议宣传此事。史学界之外,有人对此作法持有异议,认为如今再修那样的史书已经没有意义。这部书怎么样修,如何才能修好,是个严肃的问题,需要集思广益,博采众长,谨慎而为,庶几少出纰漏,编写得像点样子,质量尽可能好一点,避免贻讥后世,重蹈《清史稿》的覆辙。

   六、感言

我在台湾,不断有人问我海峡两岸的大学生有什么同异,在作讲演时也有同学问到这个问题。两岸的大学生我所知有限,在大陆主要是我所服务的学校——南开大学,在这里因时间短,接近的仅是暨南大学的学生,所知就更少了。这里只能讲一点感受。

在研究生方面,我觉得此间的同学有理想有追求,一般三年半、四年,甚或更多时间才能毕业,取得学位,而在大陆三年必然取得学位。因此有一次问一位同学,你学这么长时间,只为拿个硕士学位,不觉得亏吗?她回答得很干脆:我对所作的海外华人历史的课题非常有兴趣,一心想把它写好,所以不计时间得失。

我听了颇为惭愧,我以目前大陆的硕士生的状况来看待这群暨南大学的研究生了。他们是有抱负的,不是为拿学位而上学,是冲着理想而来的,自然学习兴趣浓厚,不达到目标不罢休了。我想起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许大龄的研究生论文,是关于清代捐纳制度的,学术价值高,能够出版,而自己六十年代初哪里能写出发表的研究生论文,当时就甚为惭愧,而近日在台湾硕士论文问世的很多,台湾大学就很有几位。

我还看到中央大学历史所的研究生编辑的《史汇》,所披露的文章有相当质量,有的我就复印作参考。听说辅仁大学历史所的学生论文(世界史方面的)也有刊物问世,惟因我研治中国史,未能去阅览。不论学生学得如何,在没有淘汰的状况下,要想提高学生学习质量,是没有可能的,大陆几乎是百分之百地按期毕业,难免有滥竽充数的了。所以我对台湾的研究生颇多好感。

在大学部,大陆考生多,七、八十年代之交,二十多名考生才有一人有机会入学,那时普遍素质好,能考上名牌大学的更是人才,这种情形后来有所改变,学生的状况也因之有所下降。但是考生仍多,有好些省因学生多,实行预考制度,高中毕业生要在省里通过预考才能参加高考,可见入学较难,这样,学生质量仍有保障,尤其在名牌大学,因此我感到大学生相对用功些,而且水平相对整齐一些。不过近几年学生爱玩的增多,除了寒暑假,每年“五一”、“十一”的放长假,不少学生关心的是如何玩好。

台湾入学率高达百分之八十,我听朋友讲,有人开玩笑说,“要想考不上大学倒是困难的”,于是出现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我发现许多同学学得很好,读书很多,也能思考问题,也有一些同学没有认真地读书,作业简单,而却关心分数,因此就用“惜时”二字勉励同学。“寸金难买寸光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是老话,年轻人听着可能反感,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可不要到老年有所“悲”呀!

两岸的学生还有一点不同,似乎台湾学生单纯一点,保留了中华文明的某些优良传统,如尊师。我常听到人们讲,某某是我老师,其实某某不过是他入研究所的考试或论文答辩的参加者,或论文审阅人,这种情形在大陆是不当作一回事的,若要说起来,基本上也是开玩笑式的。就我个人体会讲,得到许多同学的帮助,我上两门课,都有同学开车接送。课外领我外出观光,帮助借图书,复印数据,开设电子邮件信箱,甚至帮助购物。我因为感到他们是真诚的,所以才接受他们的好意。

大陆出身农村的学生往往具有刻苦求学的精神,学习是他们的主要出路,或者说唯一的通途,他们学不好,几乎没有在大城市工作的可能。他们砥砺向学,成为菁英,出国留学,到合资、独资企业做白领人士,而大城市的学生,有的就较差,学的不理想,也能留在大城市。环境影响人,诚然如此。当然,关键是看个人的生活理念,什么情况下的人都有学习优异的。

转载自:http://www.qinghistory.cn/qsyj/wxda/qszs/2009-11-11/3821.shtml

冯尔康

冯尔康,1934年出生于江苏仪征, 1955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学系,1959年毕业,留校在古代史教研室任助教,旋为中国古代史·明清史研究生,毕业后仍在教研室任教职,历经“文革”,而后晋升讲师、副教授,1985年为教授。

一度为台湾暨南大学客座教授。2002年退休。曾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中国谱牒学会副会长。现兼任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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