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京官的窘迫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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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到达北京。

在翰林院“散馆考试”考试中,他考中二等第十九名,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

曾国藩翰林生涯的经济状况始终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窘”。借贷和哭穷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经济生活的主旋律。有两个证据可以很好地说明他的窘迫情状。

一个是在道光二十二年,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与仆人陈升发生了一场冲突。因为穷困拮据而脾气又大,曾国藩早已被陈升看不起,在这场口角冲突后,陈升卷铺盖另寻高枝去了。这件事使曾国藩颇受刺激,还写下了一道《傲奴》诗:“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

另一件证据更有说服力。

曾国藩为人重感情,对亲戚关系十分重视,稍有余力,必加周济。道光十九年十月曾国藩进京为官前,曾专门去看望几位母舅。当时他的大舅已年过花甲,却“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曾国藩不觉“为恻然者久之”。 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时,向他预约工作说:“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南五舅一直把他送到长沙,临别握着曾国藩的手说:“明年我亲自送外甥媳妇(曾国藩的妻子)去北京。”那意思是到北京跟曾国藩享两天福。曾国藩说:“京城苦,舅勿来。”南五舅说:“好吧,但是我早晚得找到你当官的地方呆两天。”说话间已然泣下。

曾国藩进京为官,使得所有亲戚对他寄予厚望,认为天子脚下的翰林公只要稍一援手,就能使他们的生活天翻地覆。然而,曾国藩当官已好几年,却没有余力周济他们。五年后江永燕贫病而死,没沾到外甥一点光。大舅依然没有房住,南五舅也没能到北京享福。

翰林为国家储材之地,地位清要。翰林院检讨等职,其地位略似今天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各级研究员,成天与皇帝和高级大臣打交道,出席各种重大典礼,面子上十分风光。然而与此相对照的是,经济待遇却特别低下。

在清代俸禄体系中,曾国藩这样的七品京官年俸45两。乾隆体恤京官不容易,规定从乾隆元年起,京员例支双俸,也就是开双份工资。45两“双俸”,不过为90两。此外“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还有45斛(22.5石)“禄米” 。这就是他的全部收入来源。以1石粮食值1两5钱4分银子计算,数项相加,曾国藩一年的收入不过124两6钱5分。

那么京官们一年要花多少钱呢?

张之洞在《请加翰林科道津贴片》给京官们算账说:

“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也就是说,普通京官,一年财政赤字通常近二百两之谱。所以做京官确实是一件极为赔钱的买卖。因此我们也更明白,为什么曾国藩要那么不辞辛苦地拜客,甚至连各地卦店都要拜到。

清代京官之穷,今人实难想象。有记载清代京官有人穷到“不能举火”。清李慈铭记载他一个做京官的族弟“屋宇倚漏,人有菜色”。清人笔记中,有翰林曾作诗这样描述自己的悲惨生活:“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师门三节两生日,例馈贺仪银二两)。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

曾国藩进京为官前,他那富有远见的老祖父就对家里人说:“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这句话一方面说明老人深明大义,不愿以家累拖累曾国藩仕途上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翰林之穷是全社会都知道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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