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月楼奇案

杨月楼奇案又叫杨月楼与韦阿宝案，是1873年（清朝同治十二年）发生在中国上海的一件案子。

经过

杨月楼是清末当红京剧武生，1872年到上海献艺，与看戏的广东富商千金韦阿宝恋爱，两人的亲密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但大清律例明言规定地位卑贱的人跟地位高的人不可以通婚 。

杨月楼唱戏卖艺，属于贱籍身份，不允许与韦阿宝结婚，但是互相深爱的两人无视律例的规定，私下依照正常程序结婚，甚至依照上海“抢婚”的风俗，以期避开韦阿宝家人的干扰。

但韦阿宝的家人则告官，上海县令叶廷眷处理此案，刚巧叶县令是广东人，于是未审已先对杨月楼用刑，结果叶县令重判此案，韦阿宝被判掌嘴二百，判给普善堂另择婚配，杨月楼判流刑，而帮助二人完婚的乳母王氏京则被判在县衙前枷号示众十日。

韦阿宝之母王氏也因羞愤病故。最后由于慈禧太后四十大寿大赦天下，杨月楼得以赦免，回北京再从事演艺事业，唯韦阿宝自被父亲逐出家门后下落不明，有说韦阿宝被普善堂婚配给一七十老人。 而杨月楼在北京复出以后，易艺名为杨猴子。

由于杨月楼是当红名伶，而且杨月楼依照受母命，倩媒妁，具婚书，得聘礼等正常手续“明媒正娶”韦阿宝，甚至连抢婚也搬出来了，反倒是因为良贱之分而被迫分离，而且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一样，被上海的申报刊载，所以这个案子在民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有人认为这条律例过时保守，也有人觉得地位悬殊者通婚不成体统。 由于这件案子涉及到整个社会的争论，引起对传统观念的批判，所以后人将这件案子列入了清末四大奇案。

后续

此案又不同于一般的自主择偶的纠纷，隐含在这婚事背后的是身份等级的偏见。固守传统的强调杨月楼出身低贱，说杨是“至微极贱之伶人耳”，“不列士农工贾，侪同皂隶倡优，良贱攸分，尊卑各别”。

持这一看法的认为，杨月楼明知良贱不能通婚，公然违反礼法，即使有婚书为凭，也属“诡立”，“强婚良户，既拐其人，复骗其财”，“罪当千刀万剐”。韦女坦言自己主动求婚，与杨无关，愿意承担一切责任，但是却被状告者认为这是由于杨月楼“诱人闺阃”，受到杨的鼓惑，更要对杨罪加一等。

韦女不守闺阁之教，主动请婚，则为“淫奔”，事发以后不思改悔，百般狡辩，必须受到惩办。乡党禀告于官，是维护礼教家法的义举，因此主张重惩不贷。这一纯属个人的婚事，引起那样强烈的社会对抗，现代人也许难于理解，但只要看一看《红楼梦》，贾宝玉只因与伶人交往，受到贾政的痛打，连父子之情都容不得，就知道身份的偏见是何等的严酷。

《申报》

这一案件还引发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上海知识分子与广东籍商人乡党相互对峙的局面，这就是以《申报》为首的同情派与广东籍商人乡党的重惩派之间的一场争论。

1873年在此案发生后，《申报》用大量篇幅报道了杨、韦的婚恋与公众的反映，起初多是附和传闻，虚虚实实，对杨韦也不乏有贬责之词。随着案件的审理，严刑逼供被曝光，引起舆论大哗。

按照清律规定，以良贱通婚罪论处，只该杖打一百板子释放，实际审讯的情况是：

“杨月楼于问供之先，已将拇指吊悬几乎一夜，甚至膀肩两骨已为扭坏，后皆不能使动……又用架以困之，架口最狭，将胫骨紧压，几至不能呼息。”

这样残酷地行刑逼供，是依法断案？还是泄乡党的私愤？

主张重惩的认为：“以乡谊同愤，况有亲叔主张”，杨月楼“污我粤人”，不严惩，不能泄愤。

对这样徇情枉法之论，《申报》主笔拍案而起，顺应民情，转变立场，以“持平子”、”不平父”的笔名发表一系列的评论，抨击说：

“在粤人以为大快人心，在旁人以为大惨人目。”

责问县令以何根据施以这样的重刑？

“上县既极刑以索供，至郡内又加刑以逼迫犯人不使翻其前供也。审人莫有不公于此，残忍之事从未闻有如此之甚也。”

“中国县官其肆私以残民，私刑以随私意而索供，其可忍乎!”批评广东籍的乡党代人为父”，公讼于官，是仗势欺凌弱小，“以合省正人而公讼一优伶、一奔女，何异以泰山之尊重而压一卵，以狮象之全力而搏一兔。”

此案件的审理在国内外都有影响，议论最多的是在华的外国人，他们认为中国官吏“每于犯法之民，不论罪之轻重，动用非刑，毫无哀矜勿喜之心。”“（嘲）笑华人喜为非分之事，华官好用非法之刑。”

《申报》鉴于官府的枉法行为有辱国家的尊严，特地发表《本馆复广东同人书》，严正地指出：

“杨月楼不过一优人已矣，而所出案情实为当今之大事也。固不以杨月楼一人所干而论也，以兆民之得失、国家之尊严两者所关系而论之耳。此案也非上海一隅之人所共为称论者耳，实在中国十八省传扬已遍矣。非为中华一国内之人所谈论，经英京大新报名代默士（今译泰晤士）亦为传论，几天下士人无一人不知悉也。”

这样一件在国内和国际深有影响的冤案，发生在一个颇有名气的艺人身上，又得到权威报纸《申报》和社会舆论的指责，只要官方还有一点理性和良知，也不能无视民情疾苦，草菅人命。

然而，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发展到清朝末年，极度昏聩腐朽，官吏的贪赃枉法，乡党的结私舞弊，已经成为解不开的死结。

这一案件终于以官府的权力压倒社会舆论而结束，其结果是：杨月楼按诱拐条律判处充军，韦阿宝被送到善堂（收容孤残、盲流，处理善后的社会组织）强制择配重新嫁人，《申报》也被迫停止了这项报道。

在中世纪的欧洲，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因家族阻扰，双双殉情，生不能婚配，死却遂了心愿；在19世纪末的中国，一对苦苦相恋的纯情男女，熬过了多少社会偏见和严刑拷打，却挣脱不了封建家族的魔掌，至死也不得两情相守，从此天各一方。

结论

轰动一时的“杨月楼案”就此旗息鼓了，但却没有烟消云散。从同治十二年（1873）十二月这一月的《申报》所见，在主惩派和同情派论战的硝烟中，公众舆论终于在传媒中得到传播，市民中终于有了人权意识的萌芽，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新事态；虽然这一变化以力量对比的悬殊，没有得到胜利，但却捅开了封建体制腐烂的疮疤，埋下了渴望民主、公正的种子。

至于这一事件的主人公后事如何，遗憾的是当时没有追踪报道，所能知道的是，一代名优只活到41岁。